（獨媒特約報導）由民間自發編採的社區報近年遍地開花，成為社會大眾了解社區生活及監察社區發展的新渠道。日本同樣有以連結地區為主的報刊雜誌，當中與香港的社區報有甚麼分別？有甚麼地方值得我們參考？答案或許可以在香港故事館所舉行的「人地刊物﹒我地刊物」展覽中找到。

藝術家王天仁是「人地刊物﹒我地刊物」展覽的「始作俑者」，因展覽源自於他在台灣看到的一本書—《進擊的日本地方刊物》。書本介紹了11份不同性質的日本地區刊物，「好有趣喎，點解會有出版社願意出呢啲書？」他於是在網上搜尋了行人出版社的資料，得悉台灣正舉辦有關日本地區刊物的展覽和分享會，便「膽粗粗」電郵在香港展覽的請求，而意想不到的是很快就得到對方答允。

王天仁

社區報凌散 收集困難

王天仁認為，日本的地方刊物與香港的社區報都是一脈相承，可以互相借鑑，於是便邀請艺鵠合作，希望展覽可以分別於港島及九龍區展出。籌備時間雖然倉猝，但王天仁卻認為過程很有趣。他發覺香港的社區報很凌散，「你又在做，佢又在做，但當要收集起來就十分困難。」即使成功從朋友手中借來，又發現社區報斷斷續續，可能只就某一件事、某個時空發刊幾期，然後就突然消失了。幸好最終得設計師毛灼然出手相助，借出自己所收集的日本及台灣免費刊物；並邀請了免費設計雜誌RMM (Readymade Magazine)的團隊分享出版經驗，才造就了第一回在深水埗合舍的展覽。

展覽之後至灣仔艺鵠續辦，負責策劃艺鵠部分展覽的阿洋亦有四處搜集社區報的經歷，「幸好找到兩位朋友，他們收集了極多社區報，好Surprise」。阿洋希望展出全港18區的社區報，以顯示香港社區報的整體面貌。《屯們誌》、《大坑東之聲》、《太平山報》、甚至離島區的《點點長洲》也找到，「一儲之下就愈來愈多，很幸運」，美中不足的是欠缺了東區的社區報。

人地刊物與我地刊物

日本的地區刊物與香港的社區報究竟有甚麼分別？王天仁就認為日本的地區刊物有較高的美學觀念，在排版及設計上都有一定水準。反觀，香港社區報則喜愛運用卡通漫畫插圖和即興手繪字，各有特色。他指，香港的社區報受制於地區細小，加上同質性與人口流動性高，人們很少會對其他地區感到好奇，「今年住鰂魚涌，明年可以因為加租搬到元朗」，「社會的生存形態令我們很難與社區聯繫起來」。

阿洋

阿洋則認為，基於日本先天的社會組合構成，令社區報在當地有很大需求。他指，日本的地區老化問題嚴重，社區報其實是老年人及小社區接觸外界資訊的一個重要媒介。在內容取材上，亦較著重於社區營造及資訊交流，「他們不是辦地區報如此簡單，而是著重能否與人連結起來？可不可以一起去編輯？」，「製作的過程比成果更緊要。」反觀香港報紙已有一定傳遞資訊的功能，令社區報的受眾及覆蓋範圍更為細小。加上社區報的出發點通常以帶出特定議題為主，著重議題傳遞及街坊反應，與日本地區刊物的形式已很不同。他特別欣賞一本名為《土瓜食記》的地區刊物，「它連結了很多土瓜灣區的小店餐廳，分享他們的食譜及背後的生活故事，設計亦相當精美」。

社區事，大家事

最近展覽已移師在灣仔香港故事館舉行，負責策劃展覽的的Bouie，同為《石水渠報》的其中一位編輯。她表示，社區報是由街坊於兩年前自發發起，每2至3個月一期，由義工負責編採，起初只是訪問附近小店，後來才漸漸留意到灣仔的社區重建問題，「大家都是邊學邊做。」Bouie曾經收到義工「投訴」，指文章太多字，很難吸引到人看，但負責寫作的義工則總是想寫得詳盡一點。面對不同聲音，不斷磨合、尋找共識已是社區營造的必修課。

現時《石水渠報》仍會堅持每期訪問1至2間區內小店，目的都是想令社區報成為大家的事，「參與不只是閱讀一份報紙，編輯的人、被訪問的人、派發的人，也會覺得這件事與自己有關。」Bouie認為，社區報雖然在資訊傳遞上不及日報快，但在變化急速的灣仔區而言，社區報的存在卻如同一個社區紀錄庫，記載住不同的大城小事。她指，除了社區報之外，亦會不時擺街站，直接將第一手資訊傳開。在今次展覽上，更展出了多塊逐一手繪的街站物資，希望令參觀者更了解《石水渠報》的特色。

在大時代重拾對社區的好奇

身處紙媒沒落的世代，受眾更狹小的社區報還可以走得遠嗎？自言「包拗頸」的王天仁卻反其道而行，認為社區報有很大的可塑性，「當有很多人說那東西死定了的時候，我會很好奇與懷疑。」他認為，現時手機資訊充斥於生活，令人對社會生活近乎麻木，實體的紙本文案反而令人更好奇及有滿足感，「物極必反，當超過了平衡點，人自然就會追求另一種東西了。」他認為社區報也好，街站也好都是一種載體，其核心是在於人與人的接觸，令人重拾對社區的觀察及好奇，「其實大家都知一些政策問題，但有時問題大得令人想逃避，失卻興趣了解」。他認為，香港的社區報可從苦與甜之間重新包裝，「如果有一份社區報跟我說我屋苑的『鹹水常缺之謎』，我立刻會翻開看看先吧。如果下期的《石水渠報》附送一張抄牌時間表，又可行嗎？」，「我們不是談明天、明年的事，我們是談下一小時、下一秒的事。」

「人地刊物﹒我地刊物」第三回展覽現於香港故事館舉行中，展覽日期為即日起至2019年1月8日，早上10時至晚上6時，逢周三休展。

記者：周頌謙

《香港01》成篇聲明東拉西扯、不知所云，究竟係你理解錯人哋個聲明講咩，定係你只係想以「新聞自由」做招牌，背後繼續遮醜？

「只要細讀報道內容，當可發現它對所謂的「敏感」話題無所迴避，並無扭曲受訪者言論，反而恰恰盡了責任切切實實將事實呈現予受眾。無視於此就作出杞人憂天式評論，實屬大驚小怪。」喂，你有冇睇清楚記協喺聲明講緊咩？而家成件事唔係針對緊你點訪問林昶佐，唔係針對你點樣寫呢篇訪問。而係針對緊你「加編者按反對台獨」。好，你喺開頭有講一句「讀者作出善意提點，我們會誠心吸收。」嚟講呢句，但係之後嘅篇幅全部錯哂焦點，混淆視聽。

你成篇聲明都係講緊自己點樣以「中立」、「不偏不倚」嘅形式去寫報道，仲列埋多件香港發生嘅不公義事件，長氣地強調自己係幫邊邊。既然你要「中立」，點解仲要講呢啲咁嘅說話？喂，中立同騎牆派係兩回事嚟㗎喎，邊個話企係中間，就一定分開兩隻腳企？你咁樣同一般右翼同建制派二元對立有咩分別？

「我們也要坦然指出，新聞自由的基礎是多元化與獨立性，我們既不為取悅在位者或擔心受壓而作政治審查，也不接受外人基於意識形態偏見或政治正確而指手劃腳，干預我們的自主編採工作。」呢點就仲詭異，既然你咁強調中立同獨立，係咪用一句「反台獨」就可以將記者同林昶佐嘅立場分開，就話「獨立啲」？你而家係赤裸裸話俾人聽，「嗱！佢點支持台獨都唔關我事㗎，我只係為份工而訪問佢同寫稿，唔好因為我訪問佢，就當埋我都係台獨份子啊。」喂，其實冇人想知你係支持定反對，既然你要中立嘅，點解要無私顯見私，係都要將呢件事同對方劃清界線？究竟你係心虛，定係上頭命令要「偽中立」呃讀者呢？又係啦，二元對立累死人。

「切莫忘記，記協是記者工會，會章中各項保障記者權益的條款中，第一條便是「爭取及維持公平與合理的工資率、工作時間及其他僱傭條件，及廣泛保障會員的利益」。」嘩，好大嘅官威啊。你以為你自己係鄭若驊咁「巴閉」？你呢句好似提點緊記協，「嗱，唔好借啲意將問題政治化，關注記者嘅生活好過啦，點解要將呢件事攞嚟討論，搞到咁政治化姐。」我唔評論記協過往嘅一啲行為，但係今次記協出聲明斟酌你嗰句「編者按」，係質疑你嘅「中立同獨立性」，佢都係做緊你篇聲明強調嘅傳媒良心姐，莫非你嘅傳媒良心有第二把尺嚟量度？你唔夠人講，跟住就做返道德判官話人哋屈你，話返人哋記協嘅是非，你同一般人「翻舊帳」、「搵是非嚟講」有咩分別？

曾幾何時，我曾經幫01寫過一篇稿，但我可以話，呢個係我人生嘅一大污點。可以嘅話，唔該delete咗我篇稿。因為我都想同你哋劃清界線。

有關「海航追港航數」建議大家花幾分鐘睇下明報昨日篇文，最好叫埋朋友睇。（海航向香港快運董事長追數 涉8.5億）。但我知好多人都唔會睇，救得一個得一個啦。篇文我朋友有份寫，你覺得我係打手嘅，隨便。

當日我見Facebook呀新聞組呀whatsapp呀，都係話阿媽追個仔數，海航追香港航空數。個別傳媒都係咁講。唔止呢度兩間，陣間又話找針對熱....血時報。立場都係寫「海航入稟高院追討香港航空8.5億」。有啲唔係咁寫但你啲天才網友都照當係「阿媽追個仔數」。但，真的嗎？

海航（枱面上，因為仲有啲股東公司唔知咩背景）只係渣住香港航空27%股權，係最大（枱面上），但係咪叫阿媽，都仲可以討論。但姑且當係先。

其實，大家識中文架可？追數嘅係海航無誤，但入稟狀寫「香港航空咨詢服務公司」。定你以為「香港航空咨詢服務公司」就係「香港航空」？咁Oxford Brookes 就係 Oxford，陳瑞祺（喇沙）就係喇沙，簡尼沙利斯就係簡尼（定沙利斯），蒙哥馬利就係蒙哥（定馬利？）

「香港航空咨詢服務」，唯一嘅股東，就係鍾國頌。鍾國頌乜水，明報篇文有講，不再重覆。換言之，間公司即係佢本人（當然實際上有啲唔同，間嘢係有限公司，你追數只能清間公司盤，個人唔會上身）。亦即係，海航向佢（嘅公司）追數。

咁，海航向某（可能已經唔再係）高層（間公司）追數，同海航向香港航空追數，應該爭好Q遠下話？你計我話呢，「掉轉就差不多」，追佢老母數啦，買埋咁多金融產品（當然係唔會發生）。

容許我好肉麻又好趕客咁講句，所以咁多年我都係睇明報。但重點不在此，重點係，點解fake news 咁多人傳？反而　真相唔會有人理？

無數咁多研究做過，fake news傳播速度 同 reach，多過真實故事好多倍。原因好簡單：因為現實殘酷，又悶。fake news好似雞咁（諗唔到第個比喻），度身訂造，任你玩乜都得。

真喎，老母追仔數梗係juicy．真相嘅＂海航向香港快運董事長追數＂，悶死人咩。而事實證明啲廣大讀者（唔只香港）都係鍾意華麗嘅假故事，唔係貧乏嘅真實。

你睇到呢度嘅，比個奬你。其實咩回事？我估九成都係阿頭死咗，內部權鬥。呢方面蘋果個故事有講（創辦人死後疑爆權鬥　海航追港航前董事8.5億）。近排啲咩債券呀水緊呀，我估都係。

所以，吾友 利世民 花生認為佢過唔到三月。我就好有信心港航可以繼續飛，又睇下點。而我機票都買埋，絶對有skin in the game．

作者 Facebook Page

2019年，將是香港獨立媒體網成立15年。

獨媒成立，源起於2003年七一大遊行。當年互聯網尚未普及，政權報復的方式，是針對被視為鼓動市民上街的商營媒體：名咀被封咪、高層被統戰、機構被收購。香港獨立媒體網在此背景下而生，盼在新生的網上空間，延續七一公民力量，「自己報導自己做」，打開公民報導及網上媒體的空間，為新聞自由闢出另一條戰線。

2005年香港舉行世貿部長級會議，逾千韓農來港示威，港人看到「和平示威」以外的另一種可能。獨媒的公民報導，呈現「暴民」、「衝擊」及「灣仔淪陷」以外的故事，我們的報導軸心，是不公平的全球貿易、韓農千里迢迢來港的訴求、參與及支援示威的香港人的聲音。

2007至2008年，保衛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的運動，撼動了香港發展至上的思維，保育、本土、民主規劃等字眼終於走入公眾視線。獨媒延續逾一年的公民報導，成為運動組織者、參與者、傳媒及公眾重要的媒介。

2009年至2010年，保衛菜園村及反高鐵運動，再次詰問發展主義。除了繼續有公民報導追蹤事件外，獨媒嘗試應用新興起的社交媒體 Twitter 及 Facebook，文字直播運動最新進展。

2014年雨傘運動，網絡媒體集體爆發，獨媒也在現場參與，即時、迅速的消息傳播，改變公眾對新聞的理解，以及媒體的運作模式。

15年間，民主運動高低起伏，雨傘運動後政府趨向威權，社會氣氛無比低落。在未來，我們會繼續走十五年前成立的「初衷」路：唯有強大的公民社會，才有可能推進民主運動。無論有多困難，我們願意為這個目標繼續走下去。

請大家繼續 #撐獨媒

2018至2019年（截至11月）財政報告：
捐款：$345,700
廣告：$172,700
總收入：$518,400

工資：$494,400
強積金：$37,400
網站維護：$39,400
實習津貼：$6,000
其他：$30,500
總支出：$607,700

新聞道德第一條是什麼？是尋找真相，把真相最快最有效的告訴讀者，過程中帶來的負面影響要越少越好。這是很簡單很簡單的道理，新聞系學生第一日上堂就會講。只可惜，今時今日，香港有幾多個傳媒可以做得到呢？

這兩日，網上流傳一段《經濟日報》的新聞，題目是〈啟晴德朗邨疑有單位出租Airbnb　內地遊客留言「熱心房東是大陸人」〉。這個標題分開兩句，我相信正常人的反應恐怕都會認為是後面那句是用來支持或解釋前面那句，說明前句的懷疑很可能真的存在。

事實剛剛相反。這段新聞有三個相關內容：1）有網民懷疑啟晴德朗邨有單位用作airbnb出租，並附貼圖；2）記者按貼圖查證該單位實位於麗晶花園；3）「房東姐姐是大陸人，人超好」這句話所述的是這個在麗晶花園的單位。

換言之，記者其實已經否定了網民的懷疑。但這篇報道的標題卻沒有指出這個懷疑已被否定，要到內文第三段才把事實說出來。

從找真相的標準出發，記者已經找到真相了，但起題的編輯反而把這個真相收起來。大家都知道，今時今日的香港，現在這個標題更吸引注意，可以吸引更多的收視。但新聞本身要有效報道事實的作用，卻被犧牲了。

不要以為用一個「疑」字就可以推卸責任。我們都知道香港社會今天的情況，讀者會如何讀這篇報道。在明知讀者很有可能誤解的情況下，理應更要把最重要的事實放在最頂。

畢竟，用同一做法，我也可以寫一篇《經濟日報疑被外星人控制》的文章，然後十萬字說一大堆道聽途說，最後一段才說事實查明沒有外星人，這樣做恐怕大家都不會接受。

我得說明，為了吸引收視而標題黨，迎合讀者情緒而犧牲事實的做法，現在香港傳媒實在太多太多，《經濟日報》這次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記得早陣子有另一單新聞，說中國大陸的學生來香港考DSE，很多傳媒都大字標題說他們來「搶學位」，但實情是中國大陸學生的學額和香港本地學生的學額是分開計算的，所以這些學生「搶」掉的學位，其實是其他中國大陸學生以高考分數來港申請的學生，香港本地學生的學位沒有因為他們的這種做法而被「搶」掉。這點明明是最重要的新聞內容，相關的報道通常要去到第七、八、九段才說明。結果看到這點的人當然不多，留言者繼續以錯誤的印象來大罵，真相被消失。

我絕對絕對覺得中港關係不對等，香港人不應服從。但傳媒的工作，是否應該釐清這個不對等是如何發生，讓香港人的不滿不會因為無的放矢而被忽視呢？

我一直以為，香港人反對中共的高壓統治，是因為中共政權不講道理，漠視真相。那麼，我們的反抗理應就以講道理和找真相為第一標準吧。如果我們和我們反對的沒有分別，那這個反抗又有誰會同情呢？

日前百萬行，多間傳媒報道，均指ViuTV旗下、剛成立兩個月的男團MIRROR，風頭蓋過無綫一班藝人。其中以《全民造星》的冠軍姜濤，粉絲最多，人氣最盛。當MIRROR進場時，半百fans喊不停，相反無綫的隊伍，人數雖多，但星光黯淡，尤其是一班新人，面目含糊，自然難吸引在場人士的注意。

開台未夠三年，ViuTV由最初請袁澧林拍開台短劇《WEIU》，走文青、小眾、非主流路線，中間製作過各類型及冷門題材的節目，到今天仿效AKB48的模式，搞選秀發掘新人，以忠實擁躉的投票熱情，製造滾雪球效應，開拓商機，都反映一間無包袱的新電視台有敢於求變之決心。

同樣是弱勢電視台，N年前的亞視就算銀彈充足，都用來高薪挖角，然後翻抄大台的製作方針和節目來搶客，結果敗於慣性收視。現在ViuTV不走捷徑，寧願刀仔鋸大樹，用揼石仔的方式搶灘，少一點堅持和魄力也不行。暫時成績未算突出，今次略略挫一挫大台銳氣，省省招牌，叫做有點交代。但從觀眾的角度看，是更加希望一台獨大的局面被完全打破，帶來多元選擇。對演藝工作者來說，工作機會隨著兩台競爭而增加，就更求之不得。

其實無線在培養新人方面，手法相當保守，而且錙銖必較到一個點，慳得就慳，令不少藝人心淡，結果被中國市場搶走不少人才。偏偏新一代演員又未能擔大旗，《後生仔傾下偈》一班年輕主持，其鄰家男／女孩或潮流男女的形象算為人受落了。但星味這回事，畢竟不容易有。正因為青黃不接，只好借助劉心悠這些外援，或苗僑偉這些老將做女一和男一，才壓得住場。以老帶新這招似乎沒以往的奏效，這批實力中女／生反而妨礙新一代累積觀眾緣，窒礙其上位之路。大台已失去點石成金的魔力，造星能力持續下降更形成惡性循環。

是故阻止歌手在其他電視台以廣東話亮相的禁令，已失約束力。今次MIRROR搶無線鋒頭事件，意義便在於零的突破，亦間接證明時勢不佳，仍有作為；無線由盛而衰，是管理層無料，只懂關埋門稱王稱帝，不諳轉危為機，迎接外面世界嚴峻的挑戰。靠自己一手栽培出來的歌星，撼贏無線，這是亞視經營多年也未有過的成績，也難怪封殺歌手的禁令，已沒甚麼人放在心上。

不過，爛船都有三斤釘，無線今次確未盡全力，沒派出當家小生和花旦撐場。而MIRROR人氣雖強，但第一支MV《一秒間》的Youtube點擊率，經過個多月時間，仍只有16、7萬，增長勢頭未見凌厲，和無線「親生女」菊梓喬兩個月前的《別再怕》有87萬點擊率，以及翻唱《但願人長久》也有過200萬點擊率，保持一定距離。MIRROR要成為明年頒獎典禮的寵兒，路仍遙遠。而且，和以往不同，他們的對手不單來自本土市場，更來自南韓、日本和中國。高手林立，競爭激烈而消費者善變，MIRROR要超越前輩的成績，除了自身努力，還須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

華爾街日報日前報道稱取得馬來西亞消息人士的內部文件，透露中國國安人員能夠於該報香港通訊社記者的辦公室、寓所和個人通訊佈置監控系統，協助馬來西亞當時政要查出洩密者，以換取一帶一路倡議於馬來西亞的合約。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指若事件不涉及國家行為，中央政府應該徹查及懲處，究竟是否有人為圖利、領功或其他原因而傷害一國兩制，讓公眾認為香港作為自由城市的法治制度和資訊權利受到威脅。

如事件屬國家行為，並透過官方形式危害到一國兩制，涂謹申稱作為一個中國公民和議員，有必要促請中央詳細考慮，是否值得在各種國家利益中，犧牲同是重大國家利益的一國兩制制度。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記者因正常採訪而被監控及遭報復，將嚴重影響香港的形象。

香港於一帶一路倡議擔當重大職能，是各個參與國之間的仲裁中心。是次事件傷害一國兩制，削弱香港的法治和資訊自由地位，難以向國際展示香港於一帶一路參與國之間的特別優勢，最終損害國家利益。更嚴重的是，中國國安在香港的行為已變得肆無忌憚，並公然向別國提出以特務行為交換經濟利益，以致被對方以文件方式紀錄，反映該等行為行之已久，不禁令人質疑香港在國家心目中的一國兩制地位是否處於很低位置。

涂謹申稱作為香港的議員，希望國家多加思考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政策，顧及其向香港人及國際承諾的一國兩制能夠真正落實。

在國家的大戰略上，有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述，重視香港和感謝香港，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香港的地位只會加強不會減弱。習主席的告台灣同胞書紀念講話剛剛發表，社會憂慮會否因是次事件導致台灣人民越行越遠。中央需要認真考慮由此事件為香港的一國兩制，與及為台灣人民觀感帶來的反效果。行政長官有必要向中央領導人反映事件嚴重，希望中央嚴令內地各級官員以最高標準尊重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

圖片來源

根據蘋果日報報導，建設銀行以更新系統為藉口，在系統更新後將會把客戶資料北移到內地的數據中心儲存。

香港客戶的資料是受到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保障的，可是數據一旦離開香港，進入國內，這將無法規管，因該類數據已離開香港金融管理局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管轄範圍。令人憂慮是國內一向對知識產權及個人私隱都不重視；很多香港人更擔心國內政府有絕對權力，可以透過不同渠道取得個人數據。 建行在搬遷數據前沒有向客戶詳細披露計劃，反映銀行沒有顧慮客戶憂慮，亦不給予通知，好讓憂慮顧客取消戶口。

建設（亞洲）銀行原身為廣東銀行，1912年在香港成立。其後經過多番併購，中國建設銀行於2006年從美國銀行手上購入銀行全部股權。 銀行其實一直在香港扎根，數據庫亦一直留在香港至今。今次的決定實在令人遺憾。

總結今次事件，我們有三大疑問：

1）以現時科技之進步，建行是否有實際商業需要將數據北移？建行有否重視香港客戶之感受及私隠需要？建行稱會採取適當管控措施，我們要求建行盡快向客戶及香港市民交代詳細運作。

2）為何代表我們銀行業界的立法會議員陳振英未就事件代表市民向建銀質詢？這不單影響建行客户，更是將香港人資料北遷至內地的案例。

3）同上，私隱專員公署在事件浮面後，一直沉默至今。公署實在有責任向建行提出質問，要求其解釋及釋除公眾疑慮。另外，香港立法局於1997年通過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當中第33條條文禁止將個人資料移轉至香港以外地方，但至今未有生效日期。就今次事件，私隱專員公署會否亡羊補牢，儘快落實第三十三條，以加強保障香港人的個人私隱？

資料圖片，來源：stock.tookapic.com

我份人真係比較學院派，對傳媒仲有好多今時今日恐怕已經不切實際的要求，搞到自己好勞氣。

例如 Native Advertising，引入香港已經廿年有多，一開始新聞學院已經在批評，結果呢，在今天的 Social Media KOL 年代變本加厲。所謂 Native Advertising，就是賣廣告賣到好似平時內容一樣，你睇完先知原來賣緊廣告。咁樣做的問題有兩點，第一係讀者在沒有選擇的前提下睇咗廣告，避都冇得避；第二係咁樣做其實係出賣緊自己的公信力，日後你再講任何嘢都會有人懷疑你係咪收咗錢。

如果我今日收得某份雜誌錢喺度同大家講睇呢份雜誌代表生活態度，即係以後你都可以質疑我響度鬧侵侵係咪收咗美國民主黨錢。Sorry，我的公信力，唔賣嘅。亦因此，我會好老套的認為 Native Advertising 的問題不限於主流媒體，就算 Social Media KOL 也一樣，因為兩者理論上都應該係靠公信力來生存。我知好多人現在做 KOL 只係為賣廣告搵食，但有冇諗過呢件事係自相矛盾的？

我唔係話唔賣得廣告，畢竟人係要食飯的，但你要講到明俾我知你賣緊廣告，我可以將廣告同正式的內容區分開，唔會誤會。最理想，就係一開始就講明「以下為贊助商內容」，我可以自己選擇睇唔睇。但今時今日，好多傳媒將呢句說話放到有咁細得咁細，有咁隱蔽得咁隱蔽。例如在 FB，就特登整到要按「see more」之後先睇到原來係廣告；甚至廣告呢兩隻字都唔用，變成「推薦」、「推介」之類。此風實不可長。

當然，也有些專頁擺明條條片都係廣告的，咁我反而接受到。都係嗰句，廣告和正式內容，唔該分返開……

題為編輯所擬

NHK去年十月的短單元劇《Fake News》，劇中討論媒體盲追PV，討論網媒的角色……等等。假新聞發展至2019，討論還停留在網絡新聞，似乎有點落伍。

《大公報》頭條報道「蔡（蔡英文）密使見學動『學動』授『獨』計」，台灣《自由時報》澄清，《大公報》將《自由時報》政治中心副主任「搞錯」成蔡英文的「密使」，連新聞人物都弄錯，幾乎可以寫入香港新聞歷史。

我們經常以網絡「假新聞」警醒市民：Fake News當道，要多加思考。那主流傳媒的「假新聞」，難道我們視而不見？

新聞人都建議市民多加思考，認識傳媒，不用怕它，多與朋友談新聞，在民間多加辯證，這些都是有益無害的腦部和口部運動。對於香港人，只要Who、 Where、 What、When 資料無誤，文尾加一個學者評論How便是一則完整無缺的新聞。現在假新聞的問題在於：我們界定一則「假新聞」的門檻太低了！多年來寵壞了香港的新聞界。

上述那些連其中一個「W」Who 都弄錯，市民可以斷定是假新聞。那些無考究、誤導讀者的新聞，在我的標準，都是「假新聞」的一種。

去年12月，台灣名導鈕承澤捲入性侵案，隨即削髮，引起公眾關注。《台蘋》頭版報導，無稜兩可的推測此舉「可能」為了逃避驗DNA。及後，多間媒體包括《台蘋》記者都向律師求證，在12月9日報道這樣避採DNA是不可能的事。到了今天，在《台蘋》網上版有關鈕承澤避採DNA的即時新聞與日報港聞都不知所踪，但網上仍然有其他媒體猜測「渣男」鈕承澤削髮的因由。香港代表要數TVB，去年無綫電視在節目中聲稱流浮山可以生食生蠔，漁護署堅決澄清這是不可以。此證明假新聞不分媒體的性質，公眾不要先入為主認為，主流媒體的報道便不會錯。

最近經典的一則國際新聞應該是華為的太子女在加國被拘捕後，一則網聞指出歐洲國家因杯葛華為令當地網絡斷。內地是製造假新聞的能手，只要標題夠搶眼，捉到讀者心理，內容「易入口」，讀者很快先引為主。內容不能求證，不用引述真實的人，只要加上「網民：___ 」，這便變成一則似是疑非的新聞報道。這些技倆，仍然騙到不少人。

當提及假新聞，不要一味提醒長者不要信那些私訊Fake News，假新聞這回事知識份子也有機會中招。今日報紙雜誌的那條求真線越退越後，那些在未求證的資料上，再加些價值觀和推測。「公信力」是主流媒體與KOL的一大分別，這是傳媒的資本，是其生財工具。媒體應不會是「故意」去般弄是非，自從有了4G，即時新聞興起，媒體或者感染了網絡的那份「不認真」，同時適應了網媒的速度感，對了無讚，錯了無人記得，乏人討論，於是便用流水作業的方式胡混過關。

在電視劇《Fake News》的總編着女主角多「炒稿」，笑女記者花時間做偵查報道是「工資小偷」，總編堅信PV（點擊率）是王道，勸女主角「請放下記者的尊嚴」，不要花時間再到現場探訪。這種「反智」氛圍，同樣瀰漫在不同的媒體。媒體在倒「公信力」，小市民慨嘆，新聞新假難分，最後索性不看新聞了。

記者要放下尊嚴，我從不反駁。

求真是人類的智慧，記者可以不要尊嚴，但你的生存（讀者／記者／傳媒高層）要不要腦袋？

原文刊在作者 Medium

法律改革委員會主席
鄭若驊女士 GBS

鄭主席：

支持盡快制訂《檔案法》及《資訊自由法》 要求法改會延長諮詢期兩個月

法律改革委員會為《檔案法》和公開資料制度進行歷時五年的研究，諮詢文件終在去年12月出爐。工作小組發表分別超過160頁和260頁的諮詢文件，但諮詢期卻只有短短三個月。

兩份文件的諮詢問題眾多且牽涉現有制度的技術性問題，三個月諮詢期根本不足夠公眾進行研究，遑論充分理解和討論這兩個極為重要的議題。

有見及此，我們強烈建議法改會延長諮詢時間兩個月，讓公眾有更多時間仔細研究諮詢文件內容和提出意見。

支持團體／個人：
檔案行動組
香港記者協會
法政匯思
莫乃光議員
陳淑莊議員
郭榮鏗議員
郭家麒議員
譚文豪議員
楊岳橋議員

聯署連結

有傳媒到水泉澳邨做街訪，片段以「全部都新移民？」為題。可能該傳媒的 fact check 部門放了假，沒有為片段好好把關。其實要回答這條問題，政府有不少統計數據可供參考，相對只靠街訪會比較客觀。

事先聲明，以下討論純粹是想回答「究竟水泉澳邨有幾多新移民」，而不是就香港的移民政策作出討論。我一早就說過香港的移民政策必須要改，單程證也可以減少。不過，我希望相關的討論可以基於事實，而不是刻板印象。

香港有不少統計數據是可以在人口普查的網站當中找到的，雖然答案不一定百分百對得上要問的問題，但也可提供一些討論基礎。我鼓勵所有傳媒同業唔該唔該再三唔該，Bookmark 低 「2016人口統計」的網頁：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index.html，以後有乜想講都睇睇先。 Seek Truth and Report It, 是為傳媒第一課。

要用人口普查的數據，首要知道你要用的「普查地理」是什麼，也就是你需要的統計數據的空間單位是什麼。這次的問題是問「水泉澳邨」，單位自然是「主要屋苑」。在網站入口點選「中期人口統計結果」，再選「地區概覽」，然後選「主要屋苑」就可以找到以此作統計單位的數據。

在下面的選點中點選沙田區，很快就會見到水泉澳邨的了。

在現成網站提供的數據當中，有該邨的年齡、性別、種族、職業、工作地點、學歷等等的分佈。很不幸，沒有直接提供「新移民」或「居港年期」的統計。不過相關的數據有慣用交談語言，這兒我們看到慣用普通話和其他中國方言的人口佔全邨人口的10%。這數字似乎和坊間說「水泉澳冇個講廣東話」的說法有很大出入。

雖然在這兒找不到直接相關的數據，但不用擔心，還有另一個地方可以找。不過這兒就要花一點功夫了。回到主頁，這次在「中期人口統計結果」下面選「自制統計表」然後按「開始」，會彈出這樣的一個視窗：

輸入驗證碼後，按照網頁所述的步驟做就可以了。

第一步，是設定「可用的項目」。人口普查的結果有時不一定是人數，也可以是戶數，或者收入中位數等等。這次我們剛好就是想知道人數，也就在左上角的「統計數字」選「人口」然後「人口（人數）」。之後，下面便會多出「分類」這個欄目出來，按下去然後選「人口特徵」再選「在港居住年期」。出來的左欄會是這樣的：

如果你在這時候按確定，它就會給你全香港人口當中不同「在港居住年期」的數目。但我們想找的是分區的，所以要再選多一個分類。在「分類」下面按「地區特徵」然後再按「小規劃統計區／街段 — 大合併組」，這是可提供最仔細的空間單位了。

這時候，先不要按確定，而是在「分類」下面的「在港居住年期」按一下，然後把「列」改成「欄」。這樣，出來的表格就會有年期在欄的一邊，而空間單位在列的一邊了：

把拉出來的選項收回，終於可以確定了。這會是你得到的結果：

這些編號該如何讀呢？不用怕，可以查看規劃署的網站，當中沙田區的地圖在這兒。

從地圖中可見，水泉澳邨的編號是 755/24 。回到剛才的人口統計數據，我們可以找到755/23–25的數據，沒有 755/24 的單獨數據。看看地圖， 755/23 是植物檢疫站，應該沒有人居住；755/25是作壆坑村，有54座村屋，算162個單位吧，相對水泉澳邨的超過4000戶來說應該影響不大（我知道人口普查的時候水泉澳邨還未完全入伙，但也比162伙多很多了吧）。也就是說，以 755/23–25 的數據來理解水泉澳邨的情況應該是可以的：

水泉澳邨與全港人口比較

這兒要做一個重要的註腳：以上數據是包括所有的香港常住人口，不論種族。也就是說，菲傭印傭和留學生也包括在內的。沒辦法，人口普查沒有提供只計算水泉澳邨的新移民的數據。不過，由於留學生不可能住在公屋，水泉澳邨的非華人也只有不足300個，相信對整體結果的影響有限。

另外，上面是以7年以下或10年以下作為標準的，理由有二：一是政府只有十年以下的統計，之後就沒有再分了；二是十年以上再加一個期限，很難有客觀的理由這樣做。有些人喜歡以九七前後來分，其實沒有明顯基礎，畢竟九七前來港的新移民香港也是沒有審批權的。

總的來說，水泉澳邨的新移民相信是偏高的。但「全部都新移民？」這條問題，則明顯連拿出來提問也不太合理。對，做傳媒的，千萬不要以為加個問號便以為說什麼都可以啊。你試試開條標題「李超人是殺人犯？」然後內文沒有一句能支持這提問的，看看會有什麼後果？

把「約兩成為七年以下」這個數據和其他相關數據比較，其實也很合理。按規定新移民必須要和本地人一起才可以申請公屋，而住戶必須要有多於一半成員為七年以上方可上樓。過去數年公屋輪候冊當中，不足七年的比例介乎於15%到20%之間，可見「住得新公屋的都是新移民」的說法並不準確。

那麼為什麼該傳媒街訪找到的好像都是新移民？這可能和訪問的時間有關。記得有次我叫學生去一條屋邨採訪交通問題，他們回來說受訪者都不認為有問題。我問他們在什麼時候去的，他們說是閒日下午，問的都是公園的老伯。於是我叫他們早上七點去巴士站頭再做一次，結果當然完全相反。這兒的問題也一樣，新移民和一般人口有個很明顯的分別，就是他們往往因為沒有其他親戚依靠／請不起外籍家務工，所以家庭主婦的比例相對較高。你找個閒日下午去做街訪，得出的結果同樣是不會有代表性的。這是研究方法學的基本功。

最後最後，再講多次，我認為香港的移民政策必須要改，單程證也可以減少。不過，傳媒如果真的想大家多關心這件事的話，希望可以認真少少。收視就一時，公信力一世。

自法改會發表〈公開資料諮詢文件〉(下簡稱〈諮詢文件〉)，批評討論多集中在兩方面：(一)豁免的多寡嚴鬆；(二)是否應設立新機構處理涉及資訊自由的事宜(如用不用成立新的審裁處？)小組在撰寫〈諮詢文件〉時，一直參考其它普通法地區的現行法律機制及香港實際環境。當然在鼓勵公開數據(Open Data)的氛圍下，法改會公開資料小組明白大眾有不同考慮及觀點，當然應該洗耳恭聽細心分析。

以上是法律技術的討論，我想在這文分享的是新法目標及眾生期許。很多學者在推動資訊自由法時，都以為立法後，公共行政逐漸變透明，人民掌握資訊增多，可更有效作出決定，更有效影響政策製造，最後達至高水平的人人自主。但是，越來越多的海外研究顯示，立法並不能達至以上目的。(如: Hazell, Robert; Worthy, Ben & Glover, Mark (2010))她／他們相信這是由於政客官員不合作，導致資源不足培訓不夠。但，是否所有人誠心支持資訊(包括資料及數據)公開原則，又有充足訓練，再放寬豁免，甚至加快處理時間，以上夢寐以求的目標便可達到？答案十分可能是「不」，因為：由資本主義創造的資訊機器已超速運作，眾生生命數碼化已不可逆轉。

大家都該有以下經驗：因為將旅行，在網路搜尋器輸入目的地名稱，看看那邊近期天氣；結果之後數月，關於該城市的景點酒店資料便會無間斷出現你的電腦及手機上。在網絡化世代，我們自以為選擇越來越多，事實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令資訊資金資產運行更暢順，透過光速發展科技，「替」我們篩選了選擇，控制了我們的視野以至人生。我們以為生活資訊捶手可得，其實就是以自主換取了方便。如德勒玆(Deleuze)所述，這種科技經濟運行模式，「密碼化」(Codified)了人類，令人類與資訊生產機器關聯「轄域化」(Territorialized)。(德勒茲學派認為「慾望和社會力量（包括法律、法庭、立法會、非政府組織、醫院和媒體）兩條力量線連貫穿主體機器」，而「社會力量總是渴望捕捉控制慾望，並通過重複制訂律法（企圖）鎖定凝固主體。這個過程稱為『轄域化』」。(趙文宗2015: 162, 163))在此論述中，人類不僅越來越難以清楚自己需要甚麼資訊，更枉論爭取自主加強主體性。純粹立法修法根本不可改變此脈絡趨勢。

不要以為如果簡單按〈諮詢文件〉立了新法，情況會改變。事實應剛好相反。試想像：每人按不同目的要求同一份資料，結局是公營機構政府部門因為不同情況運用不同豁免，製作不同版本的資料，加上每份資料均要存檔。如果公開資料政策全面落實執行的話，資訊數量必定爆炸性膨脹，眾生之後便更難準確知道自己所需所尋的資訊是甚麼。

更甚的是：網絡世界令拉康(Lacan)的三界 – 想像、符號和真實 -- 界線及權力變得模糊。網上虛擬世界各人可有超過一個虛擬身份(各人都在各種遊戲、社交媒體有超過一個身份吧)；亦由於身份多重加上虛擬又是匿名，各人言論甚至行為即便出錯，法律道德變得難以規管管理（有多少人因在留言區留下不負責言論而道歉或遭起訴？）。因為網上身份現是組構主體的主要成份；而按尼采(Nietzsche)觀點，行動又是確認建造主體的必須辦法；人類必須(借不同虛擬身份)在網絡世界貼文po相回應留言。後果是：屬真實界的虛擬身份（如水果 ID）比在常理世界的人類身份(想像界)更實在貼身 -- 所以才有人因網上(不知名)留言欺凌自殺。眾生可能對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網上活動覺得厭倦覺得疲累，但仍是被指令樂在其中。這種「暗爽」(Jouissance)是強而有力「主宰能指」(Master Signifier)的產品(如男人一定要Man；唯有實時回應貼文才是緊跟時事潮流)；當人類由暗爽得知主宰能指能力的極限(男人每分每秒充大男人真不可能，無時無刻睇實手機實在太累)，便以「行動」(Act)顛覆挑戰主宰能指(如女性主義vs. 男性沙文；放棄被密碼化(即Deinformatization) vs. 不斷掌握多最新資訊)。可是，若當下網絡世界的主宰能指就是資本主義創建的話，我們又可以以何種行動起義呢？尤其是當大部分人此時此刻仍享受虛擬世界不輕易受法規控制帶來的興奮及過癮，行動革命的時機似乎未到臨。

直言之，通過新法，應只會令香港市民資訊生產機器更轄域化，更易遭數碼化，成為資本主義一部份。當然，個人自主及主體性(不自覺)削弱虛擬化，換來的可以是生活簡捷便利；這完全是眾生選擇。(以自主主體換生活方便並不錯 -- 當一位內地農民花半日在銀行排隊等待，到銀行關門時仍有五十人排在前面，明天唯有再來排隊時，大家便知手機Apps帶來的捷便確實更重要。)面對這種永遠輪迴的荒謬悲劇，我們唯有學習酒神的醉狂，一面享受當下快樂方便，一面迫視當前困局，順勢而行等待時機思索解決辦法(Warren 1991: 191-194) – 縱使困難不斷出現，解決辦法又只會暫時，但我們仍要笑看風雲變，保持樂觀，視人生為實驗藝術（周國平2018） —— 要反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控制，創造「逃逸路線」(Line of Flight) 或行動策略，協助人類與資訊創造機器「非轄域化」(Deterritorialized) 時機來臨之前，當下更重要的是先掌握準確(運用新法)尋詢資訊的技術，並瞭解當中代價(可能生產更多數據，令人類進一步數碼化、金錢及時間)。但這並非立法便可做到的事。(德勒茲學派堅信多元多重的慾望會可以制定建造(新的)主體機器組合，挑戰「轄域化」，是為「非轄域化」。當中涉及的現象及策略就是「逃逸路線」。)

必須匆匆宣示：我全力支持諮詢文件中所有建議。我也確信人民知情權是必須的，亦須法律保障。然而，以為通過新條例就自動可令公共行政更透明更負責，人民會更多參與政策制定，從而加強個人自主及主體性，可能有點椽木求魚不切實際。

延伸閱讀：

周國平尼采與形而上學 (北京：三聯書店, 2017)。

周國平 尼采: 在世紀的轉折點上 (台北：商周出版, 2018)。

趙文宗 慾望公義 (香港: 圓桌文化, 2015)。

Hazell, Robert, Worthy, Ben & Glover, Mark Does FOI Work? The Impact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 on British Central Govern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Deleuze, Gilles & Hardt, Michael (undated) “Postscripts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Available (16 April 2018 last accessed).

Warren, Mark Nietzsche and Political Thought. (Hong Kong; MIT Press, 1991).

Žižek, Slavoj Incontinence of the Void. (Cambridge, USA: MIT Press, 2014).

係講5G之前，大家有無諗過點解屋企咩景都俾其他大廈擋晒，連個發射塔都望唔到照樣都睇到電視？收音機仲離譜，架車係條街度走黎走去照樣聽到903？反而屋企個wifi明明係新野，行入廁所轉個彎就收唔度？

呢個就係頻譜特質

簡單黎講，頻道的wave（波段）越高，穿透力越低。香港即係咁：

屋企wifi普遍行2.4GHz=2,400,000,000Hz
數碼通4G行梗1800MHz=1,800,000,000Hz
模擬電視行梗700MHz=700,000,000Hz
商台903行梗90.3MHz=90,300,000Hz
AM864行梗864kHz=864,000Hz
所以如果5G取代模擬電視行700MHz，真係係港九山頭起幾個發射站就無問題。

問題係大陸仲用緊700MHz行模擬電視

唔就得唔得？一定得，問題係大家一齊衰。頻譜係需要適當的間斷，咁傳播的質素先有保證。用903做例子，揸開車都明入西貢其實係轉用92.1MHz。點解唔一齊用90.3MHz？因為會jam線，係交界位收到兩個發射站的信號，所以會乜都聽得唔清楚。咁我搞5G，高科技新野，但同大陸jam 線。你係電訊商仲會唔會投標？

順便講下非法廣播

其實頻譜唔係乜野高科技野，二戰時期已經有技術。香港都有民間電台非法廣播。（點解非法？因為自香港開埠，連啖空氣都係英皇的，1997年就送晒俾特區政府，咁擅用政府野係咪犯法？你試下霸個官地起樓咪知係咪犯法囉！）連曾健成（阿牛）都做到的野，要癱瘓香港頻度又有幾難？

《時聞香港》記者於2月8日晚上在香港大學舉行的旺角衝突三周年集會直播期間，被在場人士遮擋鏡頭及推撞，該名記者事後報稱遇襲。

主辦單位則稱，活動進行期間該名記者處身非記者區位置，有參加的公眾人士阻止她拍攝，在場人士無發現有人遇襲，主辦單位安排大學保安陪同她離開現場。

本會關注事件，呼籲公眾尊重記者採訪權利，傳媒在正常採訪工作不應受阻撓。

香港記者協會
2019年2月13日

（獨媒特約報導）中西區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今早舉行特別會議，運輸署到場簡介東區走廊連接路和繞道全面通車的交通安排，但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安排失禮，會議室環境環境惡劣，更擺滿不少雜物，空間狹窄兼沒有咪高峰裝備。

中西區區議會的大會在海港政府大樓的14樓進行會議，但今早舉行的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特別會議則在11樓的會議室進行。

民政處職員對記者稱，未能預約14樓的房間，所以要在現址開會，職員更要清走房內部分雜物，以容納更多記者。但會議室沒有咪高峰和收音裝置，記者一度要把咪牌放在桌上收音，只能對個別發言人士收音。

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對記者表示，「唔好意思」，又表示民政處有錄音筆，「到時俾返個錄音檔案記者囉。」委員會主席陳財喜更打趣說「迫啲仲親切啦」。民政處最後安排了外置的咪高峰予議員使用，記者只能將收音設備放在裝置前。

民主黨伍凱欣對獨媒稱，會議環境不理想，指民政處做法奇怪，「工作小組都在14樓開啦。」

記者：麥馬高

（獨媒特約報導）港大、中大、理大聯同學生動源和香港民族陣綫上星期六在港大舉行旺角衝突三周年集會，Facebook 專頁「時聞香港」派人到場進行直播，期間一度和參與者發生推撞，最後由保安護送離開。香港記者協會昨日發聲明關注事件，呼籲公眾尊重記者採訪的權利，強調在正常採訪工作時不應受阻。但聲明引起爭議，遭質疑「時聞香港」不是媒體。記協主席楊健興對獨媒表示，記協在了解事件後，認為「時聞香港」當日在場是拍攝和了解情況，「的確係進行緊採訪」。他強調，記協不會嚴格地定義「如何才是採訪」，「唔想要係政府註冊先係媒體，唔想收窄到咁。」

羅冠聰質疑Facebook 專頁不屬網媒

「時聞香港」該名記者劉轉好事後在Facebook講述情況，稱當晚以記者身份到場進行直播。她稱自己沒有進行任何的行為，但在集會開始了45分鐘後，便遭阻撓直播。她當時對參加者稱，「只是影講者，不是影其他人」，其實被參加者包圍、指罵和遭到用腳踢。劉轉好更斥參加者扮可憐和常常大罵政府不是，而打壓新聞自由的是「就係你哋呢班義士」。

香港眾志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昨日在Facebook發帖質疑，「時聞香港」並不是網媒，指其專頁只是轉載其他媒體的連結，並會直接張貼民建聯的活動資訊。羅冠聰更反問，如果只是Facebook 專頁的「時聞香港」都符合網媒的準則，其個人專頁是否同屬網媒。

楊健興表示，理解可能有記者行家「唔知時聞香港係咩嚟」，但重申，採訪不應以政治立場作區分，而是在現場的行為，「只要性質係採訪，公眾便應盡量不阻止和限制。」

此外，記協網站設有傳媒連結，列出本地傳媒名單，包括電子媒體、報章和本港網上新聞媒體及通訊社。楊健興表示，名單只是作資訊參考，但表示即使媒體不在該名單上，只要在採訪時遇到阻撓，記協都會處理。他指出，記協每次發聲明時，執委都會作詳細了解和討論，並且是集體決定。

呂秉權：要同時考量機構及記者進行的採訪行為

浸大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則表示，社會現時對媒體和記者的定義和標準較過往闊，指過往大多只限於報紙和持牌機構。他指出，記協本身有簽發會員記者證作識別，認為大原則是保護採訪自由，但亦同時需要考量該機構及記者所進行的採訪行為。

林鄭月娥上任行政長官後，開放讓網絡媒體註冊政府新聞處的新聞發布系統，但「時聞香港」沒有登記《 本地報刊註冊條例》。呂秉權提到，即使以公民記者的身分進行採訪，政府立場的不同及採訪是否專業同樣會有影響。他解釋說，前者屬見人見智，因為即使親建制及內地的《大公報》及《文匯報》等，亦是新聞界的一份子，「我們可以有不同意見，但同樣要保護不同意見的人，如果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剝奪採訪權利，咁同內地無分別。」

呂秉權強調，視乎採訪是否專業才更重要，指如果該「媒體」在編採和發佈時受到質疑，便值得深思，「如果公眾有呢個負面反應，係因為過往的做法不足以令人信服。」

記者：麥馬高

攝於2012年3月11日 日本東北大地震1周年 （記者蔡元貴攝）

十二年的寒暑，見證媒體巨變。陳果話：「現在不是害怕香港變，是已經變了。」我同意，香港「已變」，作為記者應該如何自處。35歲，我想先回應這個問題。謝謝同僚的包容，我並不是想做獨行俠的，因為天生愛獨。未來如何變，我選擇了用記者的身份去回應社會的變遷。

因為，記者是我的事業，不止是一份工作。

從事主流媒體十二年 （其實我在日本也有寫稿回香港），今天我要說聲再見了。未來會繼續做獨立的報道。

我屬於一個「非主流」的記者。有時自己影自己寫自己拍，隨意訪問，訪問我想知道的東西。這種隨性，是我一直追求的自由。而這種自由應該好難在任何一個傳媒可以做到，但這都不是傳媒的錯。在公司每一刻，我都十分享受。

第一天，我記得採訪一宗簡單的報道 —天台綠色環保，我可以無料帶返報館。原因好簡單，記者簇擁的答案，我從無興趣，對於這個社會，我有很多懷疑，我喜歡鑽別人不鑽的角度。後果都是慘痛的，採主鏟到我上天，做了半年已經想離開這一行。在報館我看到我的「將來」，於是半流浪的姿態出走到日本留學。經歷告訴我，在做新聞這一行之前要先認識自己。從「Who am I ?」 得到答案，才可以堅持走下去。

記者的政治信仰，傾向和鍾愛，都決定未來的路。新聞，對我來說從沒有客觀可言。

這個「非主流」的人到了多個「主流」的媒體，做了不同的崗位，寫過「主流」到不得了的文章，成為了今天的我。我經常打趣說：「除了馬經、財經，基本上無嘢未寫過（其實連賽馬會的鱔稿我都寫過不少）」。起初埋頭寫日本色情文化、鬼故、愛情小說，小記為傳媒獻出過好多的「第一次」。（可能十多年前才出現的機會，跨版寫作。今日小記的崗位分得好細。謝謝各位畀小弟機會。）

八十後記者往哪裡去？

當一個原本「非主流」的人變得大眾化，歲月磨去的是自我。

這兩年，當我在社交媒體左搞右搞頭上冒煙，赫然發現我的報道比以前差。我不斷在問自己在幹甚麼？網絡的普及，確沒有令報道回到從前的質素（至少我的報道是，而且愈來愈馬虎，愈來愈粗糙）。同輩的八十後走的走，九十後焗在謀殺記者的困局，在沒有正規的磨練便要放棄記者工作。卡在中間的八十後，無聲無色消失。就算今日媒體的辦公室變成了「70 後、90後」的配搭，消失了的一大堆八十後記者，為何走的走，根本無人過問。

蒼涼的是，同輩都對記者這份工作失去了信心。

我們卡在一個甚麼的時代？是一個傳媒告別最易賺錢、迎接數碼轉型的年代。我們背負轉型的一代，同時又見證着公信力從高處墮下的年代。身位渺小，工作負重。這是一個細傳媒瓦解、大財團話晒事的年代，又是傳媒機構用心營造記者的形象is nothing的年代。

我們好像中了毒一樣，開始質疑新聞，質疑自己的能力。

媒體「被肢解」

2015年我在明周第一個封面 —「 肢解主流媒體」。時間過了三年多，香港媒體被支肢解的速度比我想像中緩慢，這些都靠大家頂住。台灣的紙媒崩潰到一個點，坊間都流傳「識字就不會做記者」的講法，這兩年發生了旅遊記者陳志東事件，資深記者淪為鱔稿機器，最後要跟傳媒對簿公堂［註1］。韓國的新聞受盡打壓，在世越號沉船事件建制媒體為配合政府，竟然公然說謊「無人死傷」，這迫使偵查記者組成「新聞打破」網媒，監察政府［註2］。日本新聞界底子夠厚了吧，首相安倍晉三也設法攻擊在官邸問敏感問題的記者，業界聯手狂轟安倍。

我同意金庸說得對：「新聞自由是往外爭取的。」幾十年來，亞洲的新聞自由都是靠記者爭取，它不會從天而降。記者不會去了一次伊拉克，做了一次戰地記者，新聞自由就在你的頭上加冕，絕對不會。

香港媒體的糟透程度不至於台灣，腳下稀泥不至惡臭腐爛，間接造成慢性後退的跡象。我見證過偵查年代最好的光陰，目前記者的流失數目，人力資源的斷層，專題的質量，都是嚇人的。

記者仍在主導件事？

當我閱讀八十年代的報人如何辦活動救《商報》，七十年代兩頁小報如何革新，報人須完全面向群眾。昔日的媒體曾經機靈，遇過的危機不多也不少。

這兩年專心從事網絡編輯，經營社交媒體，我深深感受到，網絡世界需要絕對流動的制度。可是，當媒體變成李小龍所說的「Be Water」的時候，媒體已變成了大企業的集體系統，失去彈性。記者，在傳媒機構僅是一個Post，而其他位置愈分愈細，根本對應不到今日網絡的需要。

十年前日本的生活照，到今日我仍然對日本這個社會充滿好奇。

外國大型選舉結果一出來，大眾最關注的是什麼？外國都關注政治記者的個人專頁，或是twitter的兩行字精闢的分析。外國媒體不會乾焦去做扑咪問政客，他們仍然依靠一班資深記者先分析，然後做follow up的專題。因此，傳媒機構仍然會忍受這班記者在開Live，寫書，記者的工作不會輕易談「外判」，一切都是一盤生意，不用搬什麼新聞理論去分析，傳媒機構從來都不是神聖的。記者私下開Live的事情，在香港的架構，已經跨過了採主、編輯、攝影記者，甚至是總編輯的位置，記者走在最前線，在香港不容易呀。

外國的記者仍然是主導件事，就等於一個廚師在控制一間餐廳的食物質素。在未來的網絡世界，我看不出情況會有很大的改變，每一個記者都有他的Business Mode。Facebook 越多垃圾資訊，這個世界更愈需要記者現場的content 和角度。

媒體的記者與獨立記者

替自己找一個Business Mode，找自己想關心的議題和國度，就是我離開媒體以後的終身任務。一個記者，思想不獨立，寫什麼都好像被卡住一樣（至少我是）。35歲，是時候毫不避嫌的講「獨」了。

我知道很多年輕記者對傳媒的生態好沮喪，特別是雨傘之後立志當記者的一班人。我不會說，在香港做記者有發展。事業和工作是兩件事，主流媒體的記者和獨立記者又是兩回事。我只能說，先認清自己想做那一種的記者？

我的初衷：

「我要告訴別人

，他們不知道的事情

，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 — 《一一》楊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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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關震海 （自我新聞導讀）➣ 時評、報道、影片：

（獨媒特約報導）《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宣講會今早在南區的海洋公園萬豪酒店演講廳舉行，參與採訪這項「盛事」的媒體眾多，現場登記時共分為三類，包括電視台、粵澳傳媒及其他，但香港及外國媒體卻只撥入「其他」的分類。

現場由香港政府新聞處負責登記，獨媒記者在換領記者證時，排在前方的「騰訊」記者欲進場但被拒絕，職員表示，因為「騰訊」沒有在政府新聞處註冊及登記。

記者向政府新聞處職員查詢時，職員回覆稱，香港政府新聞處只負責在現場登記，並非擔任統籌三地記者的角色，「香港記者係其他，安排上係咁」，而其他兩地記者則要向澳門新聞局及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作登記，「不存在甚麼名單」。

「騰訊」的記者未能進入會議廳，只能在門外徘徊

獨媒向「騰訊」的記者查詢時，他們確認並沒有登記香港政府新聞處註冊，稱因為「香港較多新聞較多政治，比較敏感，無謂登記了」。他們最後和其他內地媒體交換微信帳號，互通會場內的消息，「睇埋其他媒體的直播，到時炒返出嚟」。

而在宣講會會場內，記者的採訪區設置在宴會最後方，與講台距離近100米，不便記者攝影及拍攝。在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言其間，不少記者紛紛「衝關」走到講台兩邊拍攝，但未幾已遭場地工作人員發現，並勸喻返回場地後方的記者區。

林鄭月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林念修、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以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地區經濟司司長郭蘭峰輪流在宣講會上發言。至崔世安以廣東話發言時，不少與會者不禁竊笑，對未能見識崔世安的普通話感到失望。

此外，酒店正門只有兩個出入口，多名保安及便衣警察在場把守，酒店住客出入亦要接受提問。記者只能在其中一個門口守候，等待一眾政要到達時扑咪；而在場守候的只有香港媒體。

記者：麥馬高、周頌謙

《香港01》今天（2月22日）公布遣散逾70名員工，佔整體員工比例百分之九，香港記者協會極度關注。

據知此次遣散員工來自多個部門，包括採主級人員、攝影組、影片製作組及内容部組等。《香港01》向全體員工發出公告提及，裁員是因應製作模式轉型、整合後勤部門及內容頻道等，同時表示未來會繼續招聘和培訓員工。

記協理解香港媒體經營環境困難，網上媒體更需要不斷尋找有效經營模式以適應社會步伐。然而，員工的投入度和歸屬感也同樣重要，裁員行動勢將打擊員工士氣。本會呼籲，傳媒經營者在機構轉型同時考慮其他積極應對措施，例如編配僱員到合適崗位或提供在職培訓，盡可能避免裁員。

受影響新聞從業員如遇勞資問題，可向記協尋求協助。如本會會員因失業面對經濟困難，可向本會申請援助，詳情請與記協職員聯絡。

香港記者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