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cream”, Edvard Munch

最近趁著農曆假期，相約舊日在同一媒體任職的朋友碰面。這才赫然得知，以前在此大型企業工作時認識的一些記者和編輯，幾乎全都離職了。人臉桃花，大部分人是索性離開媒體業，朝新的事業方向進發，也有人選擇early retirement，享受難得清閒的人生。

問起各人毅然離去的原因，可總結為六個字：環境日見惡劣。

這幾年本地紙媒都在發展網絡及手機版本，務求搶佔「地盤」以免落後於人。但要轉型做網媒，必須擁有大量吸睛content，而content還是要人來「生產」的；對於愛節儉的媒體，將此責任交給已在公司工作的紙媒同事，就最化算了。

於是，大家在照顧傳統紙版的內容之餘，還得額外撥出時間，為網站「生產」文章（有時還要兼拍影片）。表面看來好像是很輕鬆的事，將紙媒「故仔」重新包裝不就可以了嗎？但實情並非如此。因網媒「故仔」往往要寫得極大眾化和超賺人熱淚，才能贏得點擊、讚好和分享，所以題材通常是什麼「十個你不能錯過的絕美景點」、「辦公室的五種簡單伸展動運」、「上幼稚園前不能不讀的十本童書」之類， 或是「70後師奶圓創業夢」、「80後女生移民台灣開糖水店一年回本」之類——而這些多數不是紙本原有的內容。這就不是搬字過「網」那麼簡單了。對很多同事來說，根本就是一身兼兩職，工作量激增。

曾經是「薪酬與工作量比例」數一數二地合理的媒體企業，一下子變成「兼職工場」，編輯部人員當然一片哀號。而這企業還不斷縮減開支，務求用最少成本做最多的事。問題越來越嚴重，看透狀況又找到機會離開的人都急急走掉了；未能走的，只得把已走的人的工作都接收過來。就這樣，燙手的山芋變得越來越燙手，而山芋被傳到下一手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其實這跟公立醫院的醫生護士面對工作量爆煲是如出一轍的。去到最後，當一個人的手上托著的山芋數量，達至不成比例的多，就是整個系統崩潰之時。

我向來對傳統媒體的出路極為悲觀，但也真沒想到會惡化得如此迅速。

傳統媒體最後都會變成網媒——我相信這是無法逃避的大趨勢——因為隨著大數據流行，商業品牌的宣傳都會漸漸由「漁翁散網」的傳統廣告，過渡到「針對個體消費者喜好」的tailor-made大數據演算廣告，紙媒未來根本無法繼續靠傳統廣告收入維持運作（《21世紀的21堂課》的作者甚至認為，傳統廣告業都自身難保，將會被Google、臉書等擁有大數據的「新廣告公司」徹底取代），因而不是倒閉就是變成純網站。

但那些最後一代紙媒人，在轉型過程中，恐怕會因為過早的風流雲散，而看不到傳統媒體的「變臉」？但沒有了最後一代紙媒人支撐大局的轉型媒體，又會變成什麼樣的臉呢？它是否還擁有獨特的character？或只是成為又一個可有可無的資訊網站？

有仍在紙媒工作的朋友覺得我想太遠了。因為她不認為變化會即時出現，傳統媒體與傳統廣告仍會維持「依存」關係一段時間，一起繼續殘存下去。但我卻越來越不敢肯定了。今天，很多保守穩重的大公司仍在報紙雜誌刊登廣告，只因他們認為這樣做符合品牌身份；一旦未來紙媒完全沒有讀者時，在報刊登廣告就談不上符合身份了。到時它不再是a must了。

當然，這些只是我對媒體未來的一些悲觀想像。世事天天在變，我連中美貿易戰會否開打、特朗普會否搞砸民主制度都答不上，又怎知十多年後的事？而打著這篇文章之際，剛好聽到「香港01」大手裁員的新聞。這間被網民視為「紅底」的紙網兩棲媒體，員工還是很用心的，可惜年紀太輕經驗太淺，紙本版文章時令人有不忍卒讀之感。我一直覺得它只是「在等待死期到」（等執），但看著它這幾年茫無頭緒地尋找自身定位，並屢屢失敗，便不禁想：當新舊媒體都收入不繼，不停縮皮減人，這「青黃不接」將如何影響十多年後的媒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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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法小組委員會於2018年12月6日發表諮詢文件，就現行公共檔案管理制度是否需要改革諮詢公眾

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說，政府檔案保存關乎「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推動政府決策透明化、保存官方文件作前車可鑑、過往重大政策的知情權的事業。但在愈益威權化的香港社會，政府的心思與資源主要花在劃訂紅線及排除異己而非追求善治，所以檔案保存與《檔案法》立法，當然就不會是首要工作，即使是像現時會推行立法，最後期許的結果都只會不痛不癢，現正進行的《檔案法》立法諮詢建議正是面對如此境況。

有權認識自身歷史

對很多人來說，這個議題又好像不太關乎貼地「民生」，諮詢結果無法樂觀。

但歷史檔案與文件保存的重要性不只於此。每個社會都會透過搜尋、研究與論述自己的歷史檔案，來與過去建立某種關係，亦需要透過解開對過去的認知，才能走出屬於自己的未來。

簡單來說，沒有歷史檔案，就沒有本土研究，一個社會就沒有由自身書寫自身（write itself by itself）的憑據，過去與未來都只能任別人主宰。正如美國民主理論大師Larry Diamond教授所言：「每個社會都有認識自身歷史之權利」，故此檔案保存的意義不應只得到關注良好公共政策管理的人士所關注，而是關乎重奪認識自身歷史權利的公共議題，尤其近年香港常常要面對有種貌似「不可逆抗」的歷史邏輯，香港需要自行重組屬於自己的歷史，既是要尋找歷史亦是有關尋找本身的方法，這種意義更是重要。

那麼，香港市民就着歷史的檔案，着眼的不僅止於雨傘運動期間誰決定放催淚彈的決策檔案會否被政府銷毀，而是這些機密檔案能否在解封後，讓我們可從中講出自身故事的問題。

解密論過去奪未來

近年我們開展了一個名為「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的研究項目，進行散落至英國的香港解密檔案考掘及研究工作，就是有着這樣的背景。

透過把這些解密的檔案庫進行數碼化保存，建立一個有關香港前途問題的檔案資料庫，不只是解密過去保存記憶，同時更是論述過去重奪未來。

這些上萬份有關香港各方面事務的英國解密檔案，都屬英方最高決策層面的檔案，很多都是現時香港政府的觀塘檔案館無法找到的，甚至由於過往英國檔案館一方開放相關部分的文件（如行政局會議紀錄），才令本地檔案館也被迫重新解封。而這些歷史檔案得以重見天日，關鍵在於英國有着一套較完善的《檔案法》與《資訊自由法》的規範，監督政府適時公開政府決策檔案，還公眾一個政策制訂過程的知情權。

我們去年曾統計了八十年代千多份在英國檔案館有關香港的解密檔案狀況，發現有六成的檔案沒有根據封存年期（過往俗稱為30-year-rule）到期後解封或只作部分解封，但有着《資訊自由法》，我們可透過此法嘗試提交了10份檔案的覆核申請，要求重新審視這批檔案能否如期公開。

經過大半年的書信往來，結果有一半都成功能透過上訴而立即解封，當中的審批結果是指衡量過檔案內容後公眾是有知情權知悉內容，故此把這批不少是由原本「加封」至2049年才開放的八十年代檔案，提早到今天重見天日。

英資訊自由法堪借鏡

現在英國國家檔案館仍有超過1000份歷史檔案尚處於「保密禁令」中，這一切都歸功於有完善的《資訊自由法》作檔案保存的基礎，沒有資訊自由，就算有《檔案法》，這些檔案亦會是不見天日的。如果將有的《檔案法》殘缺不全，如現時的諮詢文件建議法規不包括「歸檔」、公職人員違反不涉刑事，《資訊自由法》亦立法無期等，儘管現時政府已經每年無《檔案法》規監管下大規模銷毀檔案，97年以降的政府檔案處境將會更加堪虞。《檔案法》與《資訊自由法》的公共意義，值得公眾花更多精神與力氣關注。

《檔案法》專題五之一

作者為本土研究社成員

文章刊於2019年2月25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日本人懂得包裝，相信是不爭的事實，華麗雅致包裝內的和菓子雖然未必很對胃口，但由於服務貼心，環境氣氛一流，最終要評分時便給滿分了。早前到了東京及京都，分別觀賞到顏真卿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簡稱「東博」）及 齊白石於京都國立博物館（簡稱「京博」）的展覽，有幸觀賞到稀罕的墨寶珍藏，有感顏真卿之展評論一片紛亂，鮮有從策展及推廣角度來談論，因而為文，記下感受。

當顏真卿（709-784）在東博的展覽，出賣「國寶」的爭論愈吵愈烈，人龍就愈來愈長，即使展場安排得有條理，觀眾也算有秩序，還是覺得太哄動了，添了壓力感；另一邊廂齊白石（1864 -1957）於京博的展覽，是紀念中日友好而策劃，相對顯得低調平靜，觀展中段可施施然溜到館中的「前田珈琲」喝一杯。

東博辦展向來聲譽甚高，該次展覽聲勢及規模不少，展出項目共177件，橫跨平成館兩個會場，碑帖祭文帶來沉重感，如何令嚴肅變輕鬆？便利用了漫畫化的人物肖像作調劑，驟然看到Q版的顏真卿、王羲之、空海和尚，讓人忍俊不禁，也是一種將我們與古人拉近距離的方法。策展者通常不諳推廣，但在此展卻令人另眼相看，從綽頭角度來看，首先以唐朝顏真卿《致姪文稿》為焦點之項目，從台北故宮高調借來，推廣時更強調真跡難求，展期亦僅限約一個月，準確掌握觀眾心理，足見是推廣高手。

針對日本觀眾喜好

該展雖有四國語言（日、英、中、韓）的文字陳述，但策展者的目標觀眾群，始終還是本土的日本人（下文會作解釋）。展覽有教化作用，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脱亞入歐」，發展了日本畫（Nihonga) 及西洋畫，不再獨沽一味受中國文人畫的影響，策展者今回讓日本觀眾上了怎樣的一課？是我欲探索的疑問。

展覽的陳述以時間軸分為六個章節，首節談書法演變，接著為安史之亂前，第三節以「唐代書法：顏真卿大放光彩」為標題，當中展示顏真卿書法真跡27件，佔總數不足五分一；第四節則聚焦日本崛起之重要書法家，後兩節分別展示北宋及元明清時代之書法。整體而論，確是名家匯聚，展品條理分明，估量是借顏真卿之書法，展示日本書法的發展與演變，本來無可厚非。

追溯日本的書法，最早是於奈良時期由中國的唐代流入，那時東晉的王羲之特別被推崇； 到了平安時代(794-1182)，日本派出遣唐使，被稱「三筆」之空海和尚、橘逸勢和嵯峨天皇學習了王羲之及唐四家（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 在平安中期，唐代滅亡（907）後遣唐使制度終結，「三跡」書法家 (小野道風、藤原行成、藤原佐理) 分別在學習和模仿王羲之及懷素和尚，各自創其獨特的風格。策展者透過簡短的陳述，強調日本書法如何跳出唐代的影響及框框，確立出本土的書風。

在策展角度的另一項觀察，是對兩位書法家的比較。展覽名為：《顏真卿 —超越王羲之的名筆》，提出顏真卿優於王羲之的見解，難免令人覺得可圈可點。首先，人稱「書聖」王羲之《蘭亭集序》為「天下第一行書」，《致姪文稿》第二，此為多數人見解；再閱當代中國學者之賞析 — 中國美術學院書法系教授白砥 — 顏真卿在字形的變化及空間形式感上遜於王，但在線條的厚重方面則較優 — 節錄此評論，旨在說明兩位大師各有千秋，不容妄下簡單化結論。當然，若策展者的用意，是為日本觀眾介紹一位名氣遜於「書聖」王羲之的古代書法家，故意用詞誇張一點，這便成了「包裝」的問題 - 以吸引的包裝或標題，爭取觀眾入場，標題所提出的立論，是否有足夠的論據舖陳？看來非策展者所關注的問題，亦解釋了目標觀眾為針對日本人的見解。其實，此「本土化」的角度在國際城市其他公眾大型展覽中是較少見的。

顏真卿書法與日本美學

據知近代日本專家推崇之書道(日本書法)，有其美學準則，其一是文字無需方方正正，其次是理解內容之餘，需細賞字跡的大小粗幼、筆墨的輕重動感，運筆時傾注的情感更極為重要，認為一個書法家下筆時的行為，魅力無可比擬。由此推斷顏真卿澎湃激昂、真情流露的書法，漸漸得到更高度的評價，與此美學觀點日趨受重視有關。

「致姪文稿」（758）由「安史之亂」（755）的衛國功臣顏真卿於悲慟時寫成，與我們常見端正四方的「顏體」楷書截然不同，此篇令人動容之處，是像一本血淚斑斑的史詩，文內：「父陷子傾巢」字字痛心疾首，原因是兄長顏杲卿及十多歲的兒子顏季明，連同家族三十多人均因捍衛國土而被殘殺；更悲憤是親人死後三年，方才找到了姪兒的頭顱及兄長的部分屍骨，為急於替他下葬揮筆寫成的祭文草稿。

此書全文234字，塗沫三十餘字，無損文氣，反而震撼力逼人，即使不太懂漢字，只需理解一點歷史背景，即可以感受當時的激動情感。對於此段歷史背景及家族關係的解說，策展者在此部分反而頗見詳盡。相信把書法視為視覺符號去欣賞，一種情感顯露的藝術表達形式，在日本國內獲得更大市場。

展覽之第五節，提到宋代名人對顏真卿的評價，例如獲得了蘇軾、黃庭堅、米芾等著名文人及書法家之肯定及繼承，均只是寥寥數語，缺乏舖陳和論據，就此建立「顏氏超越王羲之」的結論，無疑令人有「一言堂」之感，缺乏了舖陳與辯論的空間。其後再三細閱，發現展覧原來有個專誠讓中國人看的中文名稱：「書聖之後 —顏真卿及其時代書法特展。」可見策展者選擇以平平實實的標題，面對較熟悉書法的中國人。

不過，藉得一讚的，是上文提到的書法家，無論屬於中國還是日本，均可在展覽中看到其書法真跡或拓本，展品除來自台北故宮，還有全國其他博物館的藏品，策展者具「一件都不能少」的決心，務求把故事說得最完滿，這點確值得欣賞。「包裝」為針對提高入場人數，不言而喻。回到「和菓子」是否合意的問題，無論國內外，觀眾有機會一睹褚遂良筆的王羲之《黃絹本蘭亭集序》、空海和尚的《金剛般若經開題殘卷》、懷素的《自敍帖》、張旭的《肚痛帖》等經典之作，誠難能可貴的一個展覽。

齊白石～須磨氏藏品成亮點

為紀念中日建交，京博之展《齊白石— 中國近代繪畫的巨匠》可說是在絕對友好的氣氛下進行，由北京畫院與京都國立博物館共同策劃，沒有引發爭議（之前亦曾於東博先展出）。那麼，你可能會問，看國畫大師齊白石，何解要往京都呢？答案明顯不過，正是因為該展加入了日本藏家須磨彌吉郎(Yakichiro Suma 1892-1970) 贈予京博的齊白石收藏 。展覽沒有顯著地以須磨氏藏品作為包裝，反而是後來才發現，也算是一個驚喜。

須磨氏這位日本外交官乃知名的齊白石藏家，他以日本外交官身份（1927-1937）在北京廣交藝術家友人，亦因而開始其中國藝術收藏。與齊白石之緣，始自於1928年日本人俱樂部舉行的一個齊白石個人畫展，他稱齊白石為「東方之塞尚」（Paul Cezanne 1839-1906)，在眾多類別中特別欣賞他畫的山水，首幅購入了《松堂朝日圖》，心頭愛則是於北京榮寶齋購得的《楊邊孤行圖》（1924）；是次展覽除了以上提及的兩張，還有以桂林景色入畫的《宋法山水圖》（1922），以及懷念故鄉湖南的《秋水鸕鷀圖》（1924）等共十四幀書畫。

步入四十歲之後（1902-1909），齊白石曾「五出五歸」遊歷桂林、欽州、梧州等地，旅居於山水之懷抱裡，並邊售賣所作的書畫及篆刻印章，猶如今天的旅遊達人。他雖酷愛畫山水，但因應國內市場需求，多畫花卉蟲鳥魚蝦蟹，今天在市場上其作品中以山水畫市值最高，（《山水十二條屏》北京保利2017年12月成交價 約為1.41億美元），可見須磨氏果真獨具慧眼。

不過，來自北京畫院的齊白石藏品，當然亦有亮點，例如特別具紀念價值的《和平圖》（1952），齊白石曾將自己所繪的鴿子與畢加索所畫的作比較，對方所畫的翅膀在振動，而他畫的鴿子則在靜態中看出動感，顯示兩位中外大師的互相比拼與欣賞，令人莞爾。對日本觀眾來說，齊白石既有重量級藏家推賞，加上遠道從中國來的藏品，相信此展能進一步提高齊白石在日本的藝術地位。

註： 展期參考 1）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 （東京國立博物館 2019.1.16-2.24） 2）齊白石—中國近代繪畫的巨匠（京都國立博物館 2019.1.30-3.17）日本展覽場館內一般禁止拍照。

多個傳媒工會、組織及機構，今日（3月5日）就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的《公開資料》諮詢文件，提交意見書（意見書），提出多項建議和回應。傳媒工會及組織均認爲，政府應盡快訂立一套全面的《公開資料法》，並建議成立一個由專業人士領導和有獨立執行權力的資訊專員公署。

法改會轄下的公開資料小組委員會於去年12月推出《公開資料》諮詢文件，邀請公眾提出意見，儘管公眾要求延長諮詢期，但法改會仍然維持三個月的諮詢期，諮詢期並於今日屆滿。意見書批評，諮詢文件將現行的公開資料制度形容為「有效」和「符合成本效益」，但觀乎投訴的數字連續4年錄得新高，可見上述對公開資料制度的形容實為誤導。

過去曾有記者引用《公開資料守則》，花數百天向公共機構索取關乎公眾利益的資料，甚至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均不得要領。公職人員無視申訴專員命令的情況亦時有發生。小組委員會卻正提出一項很大程度反映現行《公開資料》制度的立法建議。

傳媒工會、組織建議成立一個由專業人士領導，有獨立執行權力和清晰權責的資訊專員公署（Information Commission），負責監察各公共機構實施法例的情況。公署應由一個獨立和有充分代表性的機構監督。

意見書其他內容重點如下：

1. 關於新制度應涵蓋的機構，意見書建議除了申訴專員條例適用的86個機構外，還應在初階段（或盡快）涵蓋民政事務局擬定的諮詢和法定機構名單及《防止賄賂條例》涵蓋的公共機構等。

2. 反對諮詢文件建議公共機構有權不處理估計工時達到訂明上限（例如15小時）的申請。15小時上限這個規定不單過低而且隨意，還會鼓勵公共機構濫用。

3. 反對諮詢文件提議收取基本申請費用，因現有的《公開資料守則》沒有是項規定。意見書原則上同意對需要動用繁複公共資源和人手處理的索取資料要求收費。

4. 不同意引入「絕對豁免」條款，因此舉將會不必要地限制一些基於公眾利益作出的合理申請。

5. 反對把確證證明書制度引入香港，容許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或律政司司長在司法機構覆核披露資料之前的階段發出確證證明書，以凌駕法庭的決定。如有需要，政府應循適當程序尋求法庭裁決。

6. 同意申請取閱歷史檔案應該免費。

7. 法例應訂明回應索取資料要求的時限。法例應説明，政府有責任在沒有合理延遲的情況下，及時回應索取資料的要求。

簽署及遞交意見書的傳媒工會、組織及機構名單：
1. 香港記者協會
2.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
3. 獨立評論人協會
4. 國際記者聯會
5. 大專新聞教育工作者聯席
6. 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
7. 香港外國記者會
8. 眾新聞
9. Hong Kong Free Press
10. 獨立媒體（香港）
11. 本土新聞
12. 立場新聞

2019年3月5日

NHK 《クローズアップ現代》追蹤駐大阪代表處長蘇啟誠去年9月之死。

蘇啟誠留學日本，是一名日本通，立志當台日的文化橋樑，去年7月上任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9月4日關西刮起颱風，改變了他的命運，網絡瘋傳滯留在機場 的台灣旅客竟由中國大巴接走！

9月14日，他被發現在住所吊頸身亡。蘇的妻子在12月發出聲明，先生不是死於「假新聞」或政黨的網絡攻奸，聲明中指「在完成上級交代之檢討報告後，開會之前一天，表明『不想受到羞辱』之遺言」，以死明志。有傳蘇得悉在自己或有其他館員被嚴懲，這一點台灣政府沒有回答。

在9月4日至14日這10日，中國、台灣兩岸和日本的網絡發生什麼事？

大阪外交官假新聞事件始末

9月4日，關西刮起颶風，3000名旅客困在機場，日本政府宣布，9月5日也不能重開。滯留關西機場的3000名旅客當中，有1000人是中國和台灣旅客。 9月5日，網上流傳中國大使館派專車接走台灣旅客，當天晚上台灣的名咀黃暐瀚加以批評。

蘇自殺半年後，黃暐瀚接受NHK訪問時說：「如果電視或報紙晚個半天一天才進行報導的話，收視率或收益就會降低。雖說事情是否屬實？比什麼都來得重要，但確實在這個點上，我有過掙扎。」

（NHK擷圖）據NHK統計，9月5至6日，網上有過千個原帖發出假新聞的消息。

9月5日至9月6日這兩天。在網上發生了什麼事？NHK 的新聞團隊發現，在網上流傳500個投稿帖子，投稿人言之鑿鑿稱，台灣人上了中國大使館派的專車大巴，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安全回酒店，不至狠狽滯留機場；9月6日這種帖子增至一天600個，當中新增的250投稿內容多了「親歷其景」的「加料」內容。

「遇到台灣人問：『我們能上這輛車嗎？』，車上人：『認自己是中國人就可以上車跟祖國走』。」最後才發現，這些發帖的IP地址全在北京。

9月7日這種「假新聞」擴散到台灣至失控的地步，當日國民黨加入戰團，對蘇加以責備，亦有民進黨的成員替駐日經濟文化處長謝長廷護航，評擊蘇啟誠無能。 9月4至7日大阪領事館的電話、網絡的查詢或投訴電話太多，以致線路不通。蘇啟誠或許不善網絡，沒有選擇在網絡親身說法，但以記者的經驗，作為一個亞洲的外交官，對外作任何的發言，須經嚴謹的申報過程，亞洲的外交官絕不像法國或美國的外官交可以較容易接受訪問。

蘇啟誠的直屬上司是駐日經濟文化處長謝長廷，假新聞擴散的關鍵時刻，謝曾在Facebook 網上辟謠，指證這是假新聞，但始終蘇啟誠自身沒有作出任何官式的公布。情況陷入節目中蘇啟誠的好友王輝生醫師所言：「 百口莫辯」。（百辭莫辯）

早於蘇自殺之前，9月10日大阪外交部內部做了檢討，內容坦承「本處欠缺高度警覺心」，「損及鈞部形象及政府整體信譽，本處蘇啟誠處長未能採取適時、適切對應措施，深感有愧職守，願坦然受處」。 駐日經濟文化處長謝長廷表示對這份檢討是「事前不知道，在他輕生五天後才收到。」

NHK專題沒有去到盡，沒有將Fake News事件轉移至政治層面討論，節目結尾只是透過《Fake》紀錄片導演森達也去分析在政局緊張的時候，要特別留意假新聞。節目亦沒有觸碰到謝長廷這個外交官的角色。

在蘇啟誠事件上，在經常發生災害的日本和台灣，面對網絡訊息混亂的時候，我發現在這次慘劇站在政府的立場，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假新聞」關鍵時間在於：9月4至9月7日，如果台灣政府在9月5日至6日肯定沒有巴士可以駛進機場的這消息，為何不作一個政府的聲明？而不是一位處長謝長廷在社交媒體（Facebook）對假新聞逐項澄清。現在政治人物就是用這種社交媒體公布訊息，肆意隨風向改文字換立場。遇到突發事件，公眾依然期待政府一份嚴正的官樣聲明。

其二，台灣入境處是有旅客紀錄，是可以透過入境的通訊資料發訊息的，當局有其他在日的台灣組織連結，外交部持有的資料有多少？政府絕對有能力發SMS或Line的訊息給「有可能在機場的人」，甚至是親自致電，又或是在當地開放數條熱線，又或者開一個Line群組，向受影響人士解難。（我是311之後留在日本的人，知道這是絕對可以做到的，外交部陸路和線上都受困，你還靠外交部！）

其三，為何主持和政黨可以這樣快就批評？明知弄不清楚事實的真相。趕Air Time？趕即時新聞？

蘇啟誠之死警醒我們，假新聞只是我們一手造成的催命符，別忘了推波助瀾的政治力量。這個年代，不能笨。你避政治，每天發在你手機，你避什麼？

NHK節目中蘇啟誠家屬聲明：

現在真相如何對我們家屬而言，是沒有能力調查的事，也不具有多大意義，將來歷史自然會對一個外交官的犧牲有一個公平的判斷。

希望一個外交官的犧牲能引起台灣及日本政府有關當局、新聞媒體及相關法律的研究者對網路上假消息的流竄，在制度面上或法律面上能慎重思考如何妥當應對，防止不必要的社會混亂或者是無辜的人名譽受損。

另外政府也好、組織也好、媒體也好，或者是網路利用者在未查明真相的情況下，也不要輕易相信或擴散，或是利用假新聞謀取自己的利益或譁眾取寵。

我想這樣他的犧牲就比較有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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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民間研究嘅最大困難就係缺乏研究資料。好多有爭議性嘅政策，政府都會迴避向公眾交代細節。例如去年土地大辯論，政府連最基本嘅土地、規劃數據都唔交代清楚，然後搏大家唔知，強推自己想推嘅政策（如萬億人工島同公私合營發展農地）。類似情況不但出現係土地政策方面、各項影響民生嘅政策，例如城市規劃、房屋、社福、醫療、食物安全等等，都有以上「唔清唔楚」嘅狀況，資訊封鎖窒礙民間、以至學術界從事政策研究，到頭來管治質素惡化，受害嘅係每個香港人。

為咗扭轉呢個狀態，本土研究社連續第三年同立法會議員合作，係嚟緊審議財政預算案嘅「特別財務委員會」會議，炮製咗256條尖銳嘅政策問題，交俾立法會議員要求政府全面交代。呢個行動除咗能夠迫政府停止「唧牙膏」外，仲提供極大量最新政策資料，幫助議員議政之餘，亦提供極寶貴嘅政策資料作民間研究。

呢256條問題，涵蓋土地、城市規劃、房屋、社福醫療， 以至中港關係、檔案法、資訊自由法等等不同急需加強民間同議會監察嘅政策範疇，實行「問爆財仔波」－今年政府洗咗幾多錢落研究大灣區跨境基建？各項中港跨境合作、人才入境計劃詳情為何？未來有否計劃改善公私營醫療失衡？未來綠置居政策會否侵蝕公共房屋資源？

第一輪256條問題已經全數交俾5位立法會議員代為質問政府，為進一步加強「公眾參與」，我哋現在向大家收集更多政策問題（inbox 我哋），題材不拘，但最好係政府多年「唧牙膏」嘅政策範疇，如果適合的話，我哋會提交比議員在次輪「特別財務委員會」補充問題環節（今年四至五月）代為質問政府，咁樣先係真正嘅「公眾參與」呀嘛！

當港鐵都發展做支付宝做入閘機，似乎用二維碼交易已經不可逆轉，但在筆者眼中，用二維碼做交易始終存在一定風險。

二維碼並不是中國發明

現時普遍使用QR Code，而QR Code支付雖然在大陸非常普遍，但其實QR Code 是日本公司Denso Wave發明；由於係免費技術，所以坊間其實好多QR Code的Generator同Reader係網上免費任用；而且QR Code的優點係支援中文、英文字母、數字及符號，所以非常適合儲存訊息使用。

教教大家點玩QR Code

QR Code Generator
上面條Link就係一個簡單的QR Code Generator，只要簡單輸入訊息，QR Code就好容易Gen出黎。
QR Code scan apps

Download任何一個可以Read QR Code的Apps就可以隨時知道其內容；由於只係圖像，所以QR Code的訊息並不能加密。

二維碼做交易有乜問題？

由於二維碼無得做加密，複製亦都簡單，所以絕對有機會被偷圖，筆者就測試過支付宝的QR Code交易方式（我覺得真係偷錢事少，白白被人送資料返大陸事大）

收款有無問題

其鏡頭scan QR Code俾錢，基本上風險都係付款者身上，雖然QR code無定時更新，收款都係依靠付款者的網絡訊息，直接將現金存入帳戶，所以最多都係收唔到錢，而唔會有其他損失。
支付寶遭盜款 可賠百萬
問題係QR Code若果被調包，其實用戶無從得知，錢就直接去咗調包者。咁你咪唯有發現被調包後報案，追返個戶口囉，不過財到光棍手⋯⋯

俾錢先係大問題

其實最大問題係俾錢，雖然每次交易都會改付款碼，但大大隻字寫晒出黎，同真實scan出黎一模一樣。我甚至唔需要影相，背咗付款碼就可以用工具製做出黎。

支付宝的付款碼係18位全數字，筆者測試大約估計全是28字頭，其他就係交易編號。而交易編號必需要上網才能出現，即係話你㩒個「付款」時，你的支付宝資料已經send晒上網再俾個QR code你，等收款方確認資料。若果你手痕refresh過幾次，支付宝就開定幾個QR code。問題係唔知支付宝有無set time limit，可能過咗好耐都照俾人收錢。
用二維碼付款有風險？！河北女子被身後人隔空偷錢

呢單新聞就簡單說明用二維碼付款的危險，更重要係交易碼只是普通數字，IT界祖師爺Alan Turing就係靠解碼幫英軍在二戰中獲勝，70年後仲有機構夠膽用咁簡單的編碼處理金錢交易，若果大家無原無故唔見錢，真係唔怪得人。（有興趣了解解碼，可以睇下The Imitation Game）

唔用二維碼支付用乜好？

其實相比QR Code，paywave作為電子支付的另一選擇，安全性真係高好多，本身靠晶片防偽性已經好高。用apple pay、google pay等虛擬交易仲發展埋加密系統，連收款一方都唔知你的帳戶資料。連倫敦搭巴士都可以用paywave的時候，發展無現金交易點解仲要用QR Code？

「光影流聲」展覽（展期已結束）

前陣子，文化博物館有「光影流聲」展覽，紀念公共廣播九十年，展出香港電台的物事。幸得陳耀華兄導賞，他叫我們想一想：如果要你在展覽中選一件最重要的展品，你會揀什麼？

陳耀華形容，這展品對香港電台之發展而言，是「0」與「1」的分野，是「無」與「有」的差別。

這展品是一段錄音，前廣播處長何國楝的一分鐘錄音，講述編輯自主的重要，香港電台不能做政府喉舌。我身為香港電台兼職打雜，當然聽過，但背後還有一段小故事。

殖民地官員何國楝（James Hawthorne）一九七二年擔任廣播處長前，列出條件，要求香港電台編輯自主，堅持要開拓獨立的新聞部，他才願意接受委任履新。

「光影流聲」展覽，不顯眼的一角，有一個「0與1之別」的展品

香港電台有一個獨立自主的新聞部，並非理所當然，不是自有永有。七十年代之前，香港電台的新聞內容由政府新聞處提供，直播室的新聞稿件從新聞處直送，播音員無權改動，當年的香港電台乃名副其實的政府喉舌。

正是何國楝這位處長，堅持與踐行編輯自主理念，改變香港電台的角色與面貌，當然也有很多同路人的努力。錄音中，他說：香港電台不是政府喉舌，若只報道政府觀點，毫無公信力可言；若你把政府觀點與其他意見一同陳述，能讓大家判別誰更有理可據；政府觀點若然誠正，自然較易受大眾接納。

那是一個奠基的年代、一個踐行理想的年代；值得注意的是，當年殖民地政府高層勇於接受時代的挑戰，亦樂見這種改變。

今天，後殖民時代，尊貴的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質疑香港電台是否需要製作新聞，我就明白，難怪社會上瀰漫一種懷緬過去的氛圍。前人建設，當年的胸襟、視野，今天大倒退，怎不令人慨嘆今夕何夕。

本文原刊於明報專欄《2047夜》，此乃加長版

筆者把書分兩類，厚嘅喺屋企讀；薄嘅喺搭車讀。但拎邊本書出街，始終頗費躊躇。

比如家中有兩本較輕的書，一本是《寫給每個人的社會學讀本》；另一本是《托克維爾：自由的貴族泉源》。後者看來不厚，其實是好深的思想史巨著。

車廂好多事令人走神，尤以少艾最易動搖筆者發奮求學的赤子之心。所以書愈淺愈多故事，愈適合在車廂讀。太深的書往往讀不下去，全程只能看幾頁。

儘管早已了然，但出門時心底竟會猶豫。原來自己不想拿入門讀物出街給人看輕；想拿艱深的著作向外炫示。

到頭來筆者要靠《社會學讀本》解惑。我們的認知框架（cognitive frame）每每由社教化（socialization）賦予，由參照群體（reference group）提供意義。

米德（George Herbert）解釋人有「主我」（I）／「客我」（me）之分。因為人是社會動物，必須與他者共存。「主我」就是原初的自我；「客我」就是他者眼中的我。人必須通過他者了解自己，亦必須回應社會的規範與期望。

吉拉爾（René Girard）繼而解釋，當嚮往的他者近在身邊，卻可望而不可即，人就會視他者為對手，滋生欲望甚至妒恨。

舍勒（Max Scheler）進而詳明妒恨的機制。一、相信自己和他者理應相等；二、既不如對手，又無法企及，就會爆發妒恨。

明乎此，就會了解網上為何有那麼多孫文（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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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學者都循心理解釋希特拉和毛澤東的陰影，兩人年輕時都是魯蛇。毛在偏隅的師範畢業，去過北大 － 當圖書館管理員。江湖盛傳毛在圖書館受過梁漱溟的氣，乃後梁在文革遭毛當面折辱。

真正有學問的人毋須曬，想曬是因為自已心理不平衡。因為是過來人，筆者明白酸文背後沒有自信的不平之心。

自信勝過別人但結果不如人，難抵反敗為勝的欲望，便與魔鬼結盟，或用虛偽的方式掩飾缺憾；或用顛倒的價值肯定自身。為博上位不擇手段，不負責任。

人總要面對自己靈魂。水深水淺，明眼人一看就知，騙不了人。筆者既沒有學歷，援引的書大多是中譯本，想扮嘢其實扮唔到。因此羞看往昔劣作，多是糟粕。

面對審訊之際，筆者才肯的起心肝讀〈申辯篇〉和〈克里托篇〉，驚覺與初讀完全不同。因為略讀思想史而累積經驗，才能管窺經典的微言大義。

很多人所共知的經典看來不厚看似不深，如《政府論》、《社約論》、《論自由》，其實要反覆重讀才能讀懂。若論融會貫通，兼讀周邊文獻甚至要讀一生。過去為博覽而囫圇吞棗，過目即忘，其實等於冇讀，現在正悔不當初地重讀。

孔子分辨「為己之學」和「為人之學」。後人解說不一，筆者傾向舊說，前者比較重要，先要「為己」，方能「為人」。

人世最大的對手不是別人，而是心魔。當我們不斷以他者為對照，世上有太多勁人，不斷攀比換來無窮怨恨。小時候老師說德蘭修女之所以偉大，因為她對眾生始終低頭俯身 － 仰望她的是世人。

上天待人恍似撒種，各有所分。安於天命再求精進，便可避免因野心而忘本。若你獲派兩分最後掙到四分，你就是成功的人。

筆者仍記得在嶺南大學一場抗爭，有校方高層似乎「睇死」學生，故意用英文發言擠兌他們，結果由羅冠聰負責得體地對答。

我們對大學的排名不免分高下，但歸根究底要衡量學校出了什麼人，才能榮耀到學校。

做人做得核突，牛津救唔到你架。

羅接受過媒體訪問，讀者俱知羅的出身。是羅榮耀了嶺南，因為他拿到比上天所派高得多的分數。之後進不進名校，不過是錦上添花。

最後反求諸己，筆者已經看開，拎《社會學讀本》出門。不會再酸任何人在牛津抑或耶魯，只會酸別人有沒有女朋友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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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攝於傘運。彼時學生為雙學領袖製作了一系列同類海報，貼在遮打自修室。

Memo 寫著「眼看手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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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汪宏倫〈怨恨的共同體，台灣〉
岩本茂樹《寫給每個人的社會學讀本》
葉高華〈考大學及其背後的故事 － 以中山大學為例〉
好青年荼毒室：遺忘之必要（講座）

無國界記者發布 「中國追求的世界傳媒新秩序」報告

在「中國追求的世界傳媒新秩序」報告中，無國界記者組織 RSF 探究北京控制境外資訊的策略，這項計畫對世界的新聞自由已然造成威脅。

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發布的2018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中國在180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176名，正致力將影響拓展到國界之外，強加其「意識形態正確」的詞彙，意圖勸戒阻止來自國內外的各項批評。儘管這項計畫在國際知名度上不如「一帶一路」響亮，企圖心與重要性卻絲毫不減，對世界的新聞自由已然造成威脅。

無國界記者發布「中國追求的世界傳媒新秩序」報告，在rsf網站上有中、英、法版本供閱讀，此報告聚焦中國政權採用的策略，包括將電視廣播系統現代化、向國際媒體大量購買廣告、滲透外國媒體，同時也採取勒索、恫嚇和騷擾等手段。

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德洛瓦 Christophe Deloire表示：「根據北京政權的精神，記者不是抗衡的力量，而是國家的宣傳服務，如果民主國家不抵抗，中國會強加他的觀點和宣傳，對新聞和民主形成威脅。」

在北京培養「批判思考」

過去十年，中國大力投資開發能夠觸及國際閱聽人的媒體。它也取得成功：中國國營的環球電視網 CGTN 的節目在140個國家放送，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也以65種語言播出。

該政權已成功說服新興國家為數眾多的記者前往北京進行培養中國式「批判思考」的訓練，費用全包，以換取對中國有利的新聞報導。至於海外華語媒體，其中許多曾經批評政權，現幾乎已被收買，成為中國共產黨宣傳的一環。

北京還輸出其審查和監控工具，包括百度搜索引擎和微信即時通訊軟體，並鼓勵集權國家複製其壓制性法規，這項策略在東南亞特別見效。

暴力和恐嚇

北京以恐嚇和暴力以阻止異議者，這些騷擾不受國界限制。從自由撰稿人到主流媒體，從出版社到社群媒體平台，北京這隻「看不見的手」可能伸入新聞產製的任何環節。即使是中國派駐在國外的大使，如遇質疑中國官方論述的媒體報導，也不再猶豫不決，以相當不符合外交精神的方式，公開發表詆毀媒體的言論。面對這些威脅，民主國家正在努力做出反應。

政府今日下午公布，舉行記者會，一次過交代沙中線工程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三隧分流」隧道費調整方案，以及修訂《逃犯條例》建議，記協對相關安排表示遺憾。

沙中線工程醜聞、三隧分流方案及逃犯條例修訂，均為極具爭議且涉及重大公眾利益事項，傳媒及公眾對三個項目都非常關注。

唯現時政府安排將三個項目一併公布，現場除行政長官以外，同時有四個司局的代表就三個截然不同的項目發言答問，本會認為有關安排勢令傳媒難以聚焦、公眾難以消化理解，有模糊焦點之虞。

本會敦促政府日後避免這類安排，下午的記者會亦必須預留充裕時間，讓傳媒全面了解和提問。

香港記者協會

（獨媒特約報導）政府下午開記者會，回應沙中線工程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三隧分流的隧道費調整方案，和修訂《逃犯條例》建議，「一雞三味」作一次過交代。香港記者協會發聲明，對政府的安排表示遺憾，批評做法會將模糊焦點。在記者會開場時，林鄭月娥主動回應記協聲明，稱「我都預咗要解釋」，重申三個議題都是社會上重要的議題。她表示，今早行政會議曾討論及通過該三個議題，所以希望第一時間向公眾交代，「想等公眾第一時間獲悉政府的政策」。

林鄭月娥強調，這更是涉及管治、政府威信及和中央間的議題，所以應由其本人負責回答。她又進一步解釋記者會的安排，表示「一係做三場，但唔係好嘅安排，一係一次過，放心，唔洗擔心我哋會早啲走。」她表示，下午原定要召開三個月一次的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會議，但已安排政務司張建宗代為參與。

林鄭月娥最後更「寸爆」地稱，指記者及記協在往後對相關安排有意見時，其實可以致電行政長官辦公室及政府新聞處查詢。

今次記者會共有五名官員列席，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運輸）黎以德及律政司副國際法律專員（司法互助）林美秀；但記者則多達四十人。

記協的聲明中提到，沙中線工程醜聞、三隧分流方案及修訂《逃犯條例》全屬極具爭議和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項，但政府將三個項目合併安排回應，「傳媒難以聚焦、公眾難以消化理解」，而且有四名司局代表就三個不同項目回應，有模糊焦點之虞。記協要求當局避免再有同類安排，並應預留充裕時間，讓記者全面了解和提問。

在記者會完結時，有記者要求林鄭保證往後不會再有類似安排，但林鄭月娥態度囂張說，「你反映囉」，該記者反擊稱，「依加同你反映緊呀。」

記者：麥馬高、周頌謙

Google 裝置和服務高級副總裁 Rick Osterloh 公佈，將會擴張集團在台灣的營運，並且於新北市成立新的研發中心，將之成為創意工程中心以支持集團的硬件開發策略。

Google已經定位台灣

有人問點解唔係香港？其實自2013年Google取消在將軍澳興建Data Center的計劃後，已經再無任何計劃係香港實行，原因好簡單，台灣已經盡得Google的信任，在成本同法制的保障下，台灣已成為Google東亞區的中心。六年前港府放棄吸引Google已等於永久放棄Google在港投資創新科技。

國家話香港要做創科基地？

無論施政報告定財政預算案，都用很大的篇幅講香港要發展創新科技，咁點解無任何大型科技公司在港投資？

事實上唔只Google，Facebook、Microsoft、Apple等大型科技公司都沒有在香港投資的計劃。就算全面擁抱中共，中國三大科技公司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都也完全沒有任何在香港投資計劃。

地產項目不能算創科投資

翻查過住兩年的財政預算案會發現港府最大的創科投資係土地，500億的落馬洲河套區，科學園搞劏房（創科斗室），數碼港第5期。雖未知成效，但過住科學園同數碼港變成豪宅項目實在有目共睹。筆者唔係話搞創科唔需要土地，不過IT人並唔需要一個園區先工作到，事實上香港好多中小型科技公司係觀塘、荔枝角的舊式工業區，而科學園同數碼港租金高昂、交通不便，更加唔使講更遠的落馬洲了。

Google係2013年提過香港土地價格高昂係退出香港的主要原因，其實好難想像世界最大企業無錢買香港的地。當時Google選擇將軍澳而非數碼港或科學園就明白到，科技企業根本不用園區，自行興建符合企業需要的建築物才是Google及其他科技公司的取態。

香港關係法的陰影

過住已經有不少報導，香港曾做白手套走科轉運科技物資到西方禁運的地區（朝鮮、伊朗）。目前關於中美貿易戰及香港關係法更是科技公司不敢來港的主因。試想想若取消香港關係法及取消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地位，西方的科技產品本身再難以輸入香港，更加不可能在香港投資研發其他科技產品吧？所以根本不可能再有外國科技公司來港投資。

最後只能靠funding

其實香港能發展創科產業的機會並不多，所謂的投資主要係創科局的funding同科技卷之類的小優惠，自己政府投資的小創科，想有大型外來投資相信時機早已過去了。

2018/19 網站工作報告

1. 「香港獨立媒體網」過去一年，繼續堅持獨立報導，去年度產出逾千篇現場報導，包括緊密跟進兩場立法會補選以及旺角騷亂案審訊。我們不會考慮「眼球」及點擊率，而是堅持以新聞價值、對民主運動及小眾價值的重要性為主要考量。

2. 網站獲網媒登記後，過去一年加強採訪政府場合及區議會會議。由於網站對社會運動、規劃、保育、交通及動物的議題較深入，提問的問題及角度亦異於一般媒體。網站記者現身時，往往引來部份政府官員及區議員特別關注。

3. 網站去年亦加強直播，透過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直播新聞活動，亦與「文化及媒體教育基金會」合作，推出議論性質的「網絡打假」節目。

4. 瀏覽量方面，網站每日的使用者去年平均為1.4萬，而 facebook 專頁方面，讚好數目維持約48萬，每日帖子的自然觸及人數平均為7.6萬。數字比前一年度下跌不少，與社會氣氛、facebook 使用率下跌不無關係。網站去年遭受2次大型網絡攻擊，而間斷亦受到不同滋擾。

5. 網站與「獨立媒體（香港）」合作，推出「社區新聞眾籌計劃」，成功籌得逾32萬。計劃已於去年開展，並在馬鞍山及元朗出版地區報，相關報導及跟進內容亦會在網站刊出，其中在馬鞍山引起頗大的迴響，3,000份刊物迅即派清，涉事政府部門及團體需作出補救措施。

6. 財政方面，網站持續拓展廣告收入，去年獲逾20萬，作為捐款的補足，目前廣告收入佔總收入約23.6％。去年度的讀者贊助有所下跌，致年度出現10.8萬虧損。

7. 人力方面，網站維持3名全職員工，再加1名兼職員工，以及義務公民記者團隊運作，同期我們培訓了逾十名實習記者。

2019/20 網站工作計劃

1. 媒體近年「炒稿」及在網上討論區「炒新聞」的情況愈來愈烈，這與媒體之間的激烈競爭、追逐點擊率有關。網站既定位為公民媒體，尚有空間抗拒更商業化的操作及壓力。來年的獨媒報導會繼續堅持現場親身報導，縱然投入的人力物力較多，但網站認為只有親身在現場，才能更準確、更深入地了解新聞事件。

2. 今年便是區議會選舉，網站除了會繼續與「獨立媒體（香港）」合作，推出「社區報眾籌計劃」，亦會與現有及不同社區報媒體合作，製作更多社區報導，喚起港人關注社區。社區新聞在傳統媒體的選擇的題材中，一直排在較後位置，網站願意為媒體行業作更多嘗試。

3. 面對 facebook 熱潮減退，網站會持續應用其他社交媒體工具，包括 Telegram、Instagram等。

4. 寫作有價，報導有價，如何令作者及公民記者的努力得到回報，一直是網站關注的重點。網站已開始與 Likecoin 合作，今年內會提出具體計劃，鼓勵公民創作及報導，令創作者能獲得直接金錢回報。

5. 現時的財政結構下，網站難以增聘全職員工。網站會持續爭取更多捐款及贊助，穩定財政狀況，並尋求擴展公民記者團隊。

2018/19 網站財政報告

截至2019年2月28日

香港獨立媒體網
201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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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ps，梁姓KOL數漏了兩大版廣告

有一位姓梁的政協副主席，位列國家領導人之列，最近紆尊降貴，念念不忘，星期一至星期七，搖身一變成為全港最忠實的《蘋果日報》粉絲，並勞心勞力，逐頁翻閱拍照，把在《蘋果》賣全版廣告的商業機構點名貼堂，在臉書上再宣傳一次，指名道姓，質疑廣告商為何繼續在《蘋果日報》賣廣告。

連續質疑多天後，是日星期一，梁姓 KOL 影響力奇大，《蘋果日報》的全版廣告暴增，梁氏數過，有十二全版：一家金融公司賣了八版、一家電訊公司兩版、旅遊公司一版、財務公司一版。

彷效梁姓KOL之行為，係人生的污點

不過這位忠實讀者數錯了！不知是否因為愈數愈無癮，想到數落《蘋果》個多星期，全版廣告卻愈來愈多，心灰意冷，C疊還有兩大版廣告，這位果粉遺漏了，有間快餐店同健身公司也不甘後人。

我剛剛翻閱《蘋果日報》影相為證時，都覺得自己好無聊。難得這位梁姓 KOL 自詡正義化身，不辭勞苦，以道德之名，天天質疑廣告商為什麼還在《蘋果日報》賣廣告，其心靈虛空、渴望找尋敵人之意態，我見猶憐。堂堂國家領導人，不是日理萬機嗎？不是要做一帶一路大灣區大旗手嗎？不是要搞內交嗎？

梁姓國家領導人親自出手打擊廣告商，來遏制《蘋果日報》這個眼中釘，如意算盤打錯了。梁姓 KOL 一發力，香港人就發笑；其五年任期，凝聚香港人心，雨傘運動一呼百應，姓梁的功不可沒。很多人都知道《蘋果日報》正準備改行收費模式，梁姓 KOL 最好繼續關注蘋果日報的廣告， 日日出招攻擊，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姓梁罵的報紙，大家不得不支持，到時《蘋果日報》全盛時期百萬讀者歸隊，唔畀錢唔安樂，《蘋果日報》要記住給這位恩人免費帳戶，讓他日日讀李怡專欄，才會思如泉湧，找到生命的樂趣。

李怡評人大代表王敏剛之死，梁姓 KOL 拿來大造文章，論調似乎是死了的人不能罵，批評就是污蔑不敬；我則奇怪，例如有位姓梁的人，在1989年6月5 日在報章賣廣告，謂「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難到這些當權者有一天撒手塵寰，就不能再罵？也許還要叩頭尊重？

再說，自由市場運作，廣告商喜歡在哪張報章賣廣告，國家領導人幹嗎插手要管？若然這位梁姓國家領導人如此關心報章廣告，就請他關心一下《大公報》在九龍西補選日的疑似競選廣告。《大公報》由中聯辦控制，梁姓 KOL 身為國家領導人，理應認真關注，那是黨國喉舌是否守法的原則問題，那是你應該能管得著的問題。領導幹部要帶頭「遵紀守法、捍衛法治，厲行法治、依法辦事」，習近平說的。

香港選舉法例，一向重視公平，不容許財雄勢大者一擲千金大賣電視廣告；香港的營商環境，也重視公平競爭，不容國家領導人出口術指指點點。堂堂領導人，淪落到做打手，要用打擊《蘋果日報》來建立自己的功業，既偏執、復可笑，與其說他刻毒，不如說他悲涼。

政府建議修訂《逃犯條例》，以個案方式移交逃犯到包括中國內地在內，未有與香港簽訂司法互助協議的地區。多個傳媒工會、組織及機構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憂慮帶來寒蟬效應，甚至威脅記者人身安全。

中國大陸傳媒環境險惡，香港、國內以至外地記者採訪受阻事件不絕於耳，部份記者更曾被定罪入獄，例如資深傳媒人程翔2005年，被指干犯間謀罪行被判監5年，至2008年方獲釋；明報記者席揚於1994年亦被指干犯竊取刺探國家機密罪行，入獄3年。

雖然今次修例，基於協議內的「雙重犯罪」等原則，間諜罪和刺探國家機密罪等的疑犯不會移交，亦不涉及純政治性質的案件，目前建議修例涵蓋的37類罪行，不包括單純涉及言論、出版的罪行。但此舉實無助於新聞工作者安心，因為記者就非政治罪名而被控或受阻的個案時有發生。

- now 新聞台記者黃嘉瑜到四川欲採訪維權人士譚作人，被當局以藏毒罪名上門搜查達四小時，再被迫交出部分錄影片段；

- 香港政論雜誌創辦人兼香港公民王健民被控行賄判刑，拘禁期間被迫交待其雜誌之撰稿人身份及報道消息來源；

- 香港晨鐘書局創辦人姚文田，因出版流亡異見人士余杰批評習近平的書本而被指控走私，至今尚在獄中 ；

- 內地南方日報記者胡亞柱及劉維安曝光韶關政法亂象後被當地檢察院控以受賄罪等。

建議中的修例將會打開缺口，令任何在港的記者均有可能因為各式罪名而被移送內地，此風險恐怕會造成自我審查，新例有如高懸於記者頭上的利刃。

我們憂慮，一旦修例落實，現時香港僅餘的言論、出版及新聞自由空間，將嚴重倒退，記者因憂慮人身安全，面對無形無盡的心理壓力，亦將造成寒蟬效應。

香港記者協會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
獨立評論人協會
大專新聞教育工作者聯席
明報職工協會
壹傳媒工會
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
眾新聞
Hong Kong Free Press
獨立媒體網
本土新聞
852郵報
立場新聞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日

（獨媒特約報導）保安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已提交到立法會作首讀及二讀。針對憂慮修訂後人人自危，記者更是首當其衝，香港記者協會等團體下午舉行研討會，資深記者、前中國組採訪主任胡力漢質疑，《逃犯條例》的修訂和《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出台有關，「時間不謀而合」，是要令中港的河水不犯井水不再存在；資深傳媒人程翔則批評修訂會削弱一國兩制。

胡力漢表示，到內地採訪時都倍感緊張，回到香港後才敢放鬆下來及以正常和專業的手法處理新聞，「將來呢間安全屋將會無咗」。他表示，記者過往在內地採訪一旦被捕，都會被問到「邊個指示你」，而決策的上司通常都會承擔風險及責任，「因為係較遠地方，但過咗，佢哋就同前線一樣咁危險」。

胡力漢

胡力漢又憂慮，條例一旦通過，新聞機構將不會派人採訪敏感新聞，甚至收縮採訪中國新聞的資源。他表示，已獲悉有國際機構欲將決策部門遷到台灣，避免承受高風險。

程翔認為「一國兩制」有兩條邊界必須守護，即有形的地理邊界及無形的法律邊界，但特區政府卻在兩方面的捍衛都嚴重不足。他嘆道，銅鑼灣書店董事李波遭擄走便是例子，「用自己的方式返大陸，點都係違反法例，香港政府係有義務公佈詳情。」他強調，不是要求政府起訴李波，而是藉此捍衛法例及堵塞漏洞，「連追究事實都唔肯」。

程翔

針對修訂《逃犯條例》，程翔斥責當局堵塞漏洞的說法不合理，強調這其實是為了捍衛一國兩制的安排，令香港人能夠對此制度安心和強化兩地法律邊界的做法。

對於李家超稱不會以政治罪行作引渡，程翔認為荒謬，指內地的政治罪名都是透過刑事及非政治罪名而定罪，晨鐘出版社總裁姚文田便是一例。姚文田被指因籌備出版流亡美國的作家余杰的著作《中國教父習近平》，遭控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監10年，「中共就係用非政治罪名去處理政治罪行。」

記者：麥馬高

上周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公布新年號－「令和」，報界大為緊張，即時印刷「號外」，引發東京和大阪各地人群搶「號外」的事件。在網上由 1500炒價升至3500日圓（$245港幣）。

大街大巷群眾搶「號外」的景況，我相信40歲的香港人未曾見過。

「令和」的「號外」價錢至3500日圓。

2015年9月，我處理明周封面2449期「神之手@肢解主流媒體」，訪問前輩黃毓民。黃是香港網媒先驅，又是《癲狗日報》的創辦人。為此專題，我略研香港報界的歷史。香港報界的高峰期為上世紀的20–30年代，像日印三張紙的《超然報》可直銷到廣州，戰後60–70年代香港處於中西的政治風眼，大報小報各有各做，高峰期香港報攤賣超過一百份報紙。當時流行「一張紙」的小報，黃毓民年輕時有份參與，於是冒昩請教。

毛澤東之死 毓民印「號外」

「當時毛澤東一死，我和李彭基（前《爽報》總編輯）即刻印『號外』，在尖沙咀天星碼頭派，數分鐘派晒。當時毛澤東的死訊是大新聞。」我問毓民當時你幾多歲？ 「仲讀緊大學。」毓民憶述天星派號外那天的事，仍然歷歷在目。

黃毓民向我透露當毛澤東逝死，他與同學立即印「號外」。黃少年已經身兼數份報紙的記者，亦創辦自己的報紙。

「令和」公布當天，電視台早上重播1989年「平成」當時搶「號外」的景況。「唓！有即時新聞，還有市民搶『號外』？」當時我不太相信有市民仍然會「瞓身」去搶報紙，況且日本各大報館一早預告會出PDF版，派發給讀者，好像《千葉日報》早勸讀者在網上下載。結果，群眾在車站外出現瘋搶潮。日本傳媒的口水佬分析因為讀者還有collection的習慣，這個嘛，傳媒人還是應該好好深思一下：在今日紙媒艱難的年代，新聞為何「要印紙」？

（source: 社民連）

香港沒有「年號」，那應該問問市民為何要籌10萬去「問候」梁振英？又或者，為何GOGO VAN的司機貼《蘋果日報》《Slam Dunk》海報（該海報於去年11月28日派發）？

紙媒的展示功能

紙媒的「分享」和網上不同之處，紙媒有展示的功能。一種品味、政治態度和身份認同的展示，網上仍然難以取替紙媒。我不排除有人搶「令和」的「號外」去炒賣，但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在讀者心中還有事情是需要「重視」，而且值得高舉一張紙跟身邊人展示，告訴別人：「我真的很重視」。

這個「展示」的概念去到香港，一直運用得最好的是《蘋果日報》，當年人群高舉《蘋果日報》「質」董建華食蛋糕的頭版，為遊行的香港人出一口氣。這種「展示」的視覺效果和展示人的決心，都是網絡做不到，網絡最多只可以分享「價值」。

《壹週刊》曾經大裁員之後做過一期「分類（招聘）廣告」的專題故事，講紙媒價值，諷刺的是《飲食男女》正值宣布摺書，而我在街上看得最多的紙媒剪報就是《飲食男女》。台灣和香港食店要將《飲食男女》的報道「過膠」，甚至用相框鑲起，放在當眼處。可惜，剪報隨歲月發黃了，很多老店敵不過時代巨輪宣布結業，結業前都得不到任何印紙新聞的更新。

這一切，可能就是紙媒仍然存在的價值。

（P.S 木村光希的廣也是近年紙媒的示範，增加視覺效果去加強紙媒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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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詒和《最後的貴族》一書中，其中一章以「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為題，描述她父親章伯鈞與儲安平兩人的關係。

中共赤化中國大陸初期，對民主派人士仍採取較為寬容的態度，不但容許他們組織《中國民主同盟》（民盟），還鼓勵他們出版自己的報紙，向當權者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章儲兩人都是民盟的成員，辦報將他們拉在一起。

民盟的機關報《光明日報》在1949年6月出版它的第一份報紙，在全國及海外發行。章伯鈞作為社長，强調《光明日報》必須承擔以言論政的職責。但好景不常，1951年冬，就社會上一件重大事件，中共中央及民主派中央分別發表了嚴正聲明。《光明日報》將民主派的聲明排在中央聲明的前頭，被中共敕令將報紙全數收回，重新排版。事件讓民主派見識到中共唯我獨尊的真面目，章伯鈞對辦報的熱誠消退，逐漸減少到報社。

1956年4月毛澤東提出要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在學術上百家爭鳴，又一次挑起了民主派對前景的憧憬。中共決定將《光明日報》的管理權交給民盟，章伯鈞興奮地表示《光明日報》應有自己的見解，不要和黨報一樣，他這觀點得到民主派廣汎支持。

為了辦好《光明日報》，章伯鈞找到在1947-49年間負責出版一份超黨派、備受推崇的政論性刊物《觀察 》的儲安平出任總編輯。兩人由於立場一致，一拍即合。儲安平强調《光明日報》要成為民主派和高級知識分子的講壇，並推動他們對共產黨發言，從政治上監督。當然，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毛澤東一手策劃的詭計，要將所謂右派引出來，然後一網打盡。

當時，很多心繫國家前途的讀書人，紛紛對當權者提出忠言，其中儲安平最為大膽，以「黨天下」形容共產黨。章伯鈞和其他民主派人士也不甘後人，對中共黨内的官僚作風等不良行為作出了批判。當大家説得興高采烈之時，毛澤東開始作出反擊，6月8日在人民日報刊出了《這是為什麽》為題的社論。

在中共使出分化手段之下，衆多民盟成員見風使舵，將儲安平等不願埋沒良知的人打成右派，褫奪他們的職位，更將當中不少人送往勞改營。儲安平在《光明日報》只幹了六十八天總編輯。

1966年毛發動文化大革命，右派分子慘受抄家、批鬥、毒打。不能忍受這屈辱的儲安平，給朋友留下「我走了」的一句話，便不知所蹤。據猜測，他選擇了終結自己的性命，以維護生命的尊嚴。

儲安平曾在《光明日報》報社公開表示，「我們這些人是以批評政府為職業的」。這句話有如暮鼓晨鐘，當今香港的新聞界必須引以為鑒。

為促成公民主導、強調新聞專業倫理、以推動社區民主為己任，並且能持續出版的社區報，「獨立媒體（香港）」及「香港獨立媒體網」於去年啟動社區新聞眾籌計劃，獲市民捐款逾30萬支持。我們已完成社區記者培訓工作，超過20位參加者以「社區報人」身分走入社區，報導社區大小事，至今刊出31篇社區報導並發行兩份實驗出版物。其中兩區獲選的團隊《馬聞》及《元居民》，亦開展了第二階段示範項目出版工作，創刊號於今年2月誕生。

過去工作、下一步計劃及財政收支將報告如下：

第一階段：社區記者培訓

計劃較原定的4月延遲開展，原因為招聘程序需時。我們於去年3月成功聘請一名項目統籌並於5月底上任，5月下旬開始招募熱心社區事務的街坊學員，並於一個月後收到來自15區的個人及團體報名，共有約60人參加。

一、工作坊

我們於7月開展了為期3個半月、共14節的培訓工作坊，課堂內容分為四大單元：

• 「採訪及新聞寫作」單元：我們邀得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譚蕙芸，一連3課教授新聞寫作、人物訪問及訂立稿題等技巧。
• 「區議會及民間團體實務」單元：灣仔區議員楊雪盈及南區區議員柴文瀚，向學員講解區議會基本運作，並分享跟進社區議題的經驗。我們另外請得中西區關注組成員羅雅寧，講解如何發掘及跟進社區內的歷史保育議題。
• 「技術」單元：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教授電腦軟件製圖、知名攝影師兼「西環變幻時」版主戴毅龍教授攝影，以及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客席講師梁啟智，為數據收集及分析、統計圖及地圖兩個課題擔任導師。
• 「出版實務」單元：《明報》前編輯屈曉彤為學員講解排版語言及原則，並示範軟件基本操作；立法會議員、社區報《埔紙》及《八鄉錦田地區報》前負責人、立法會議員朱凱廸講解刊物發行流程，及分享以社區報連結街坊的經驗。

在最後一課中，我們以其中兩組擬定之社區專題為例，讓學員嘗試自己蒐集資料、選定角度並編定採訪計劃，再作討論與檢討。

二、實踐及產出

社區報導

於工作坊中段，我們協助大部分學員依社區配對成小組，並成功與其中7個組別共議出報導題目。工作坊結束後，我們陪伴各組學員走入社區採訪，連同第二階段之實體社區報稿件，至今刊出的報導共31篇。

實驗刊物

2018年12月，青衣社區報《青衣島民》在我們協助下，出版了一份實驗刊物，主題為島內交通問題，共印刷2,000份。

作品合集

同月，我們將學員們初試啼聲的報導印成合集，節錄了來自7區、超過20位社區記者的7篇作品，印出1,000份，於1月1日元旦遊行上派發。

三、檢討

課程設計上，課堂成功燃起參加者對編採工作的熱情，學員表示課堂內容實用，亦享受參與工作坊的過程。不過發掘題目方面的指導略為不足，亦未能掌握如何報導區議會新聞。另外，多位參加者表示對社區報概念模糊，希望有更多嘉賓講解出版流程及分享派發經驗。

不少參加者反映工作坊欠缺實習安排，工作坊以單向教學為主，期間僅得兩份獲導師批改的採訪功課，學員討論稿題時往往顯得欠缺信心、充滿疑慮。大部分參加者對自己社區的觀察、對區議會的了解都比我們想像中少，故在構思稿題時依賴編輯指引。

以上種種期望落差，可見當初計劃時間表訂立得過份理想。大部分學員均要兼顧正職工作，在工作坊以外相約開會或訂定採訪計劃並不容易，原初的時間表亦忽略了組員之間磨合、溝通所需的時間。加上實習機會不足，難以要求學員於工作坊結束後馬上出版實驗刊物並不合理。結果，工作坊結束後兩個月的實地報導，成為了工作坊以外學員的實習期，幸而他們在這段時間中亦有明顯的進步，更有能力應付下一階段的出版工作。

在整個工作坊中，我們樂見學員們除卻研習課堂教授之知識，更共同反思新聞倫理，就社區為何、社區刊物為何，在課堂內外開展了一場又一場的討論，符合我們培訓尊重新聞專業、以公眾利益為先之社區報人的期望。

第二階段：社區報出版

一、示範項目

我們挑選了馬鞍山及元朗兩組作為資助對象，開展為期最少半年的示範項目，每4至6星期出版一期。兩區社區報已於2019年2月中旬出版創刊號，分別先印出3,000份作試驗，此後印刷量會以每期一萬份為目標逐漸增加。

馬鞍山社區報：《馬聞》

關注馬鞍山區內事務，以及地區政治形勢，亦關心沙田區議會討論。

創刊號頭版報導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ICCMW）落戶耀安邨之消息。團隊在訪問居民意見時，發現大部分受訪者皆未收過相關通知，惟傾向接受決定，與數年前大圍美林邨居民激烈反對的情況大為不同。團隊逐探討落戶的決策過程，以及社署、承辦機構、法團、區議員在地區溝通上的角色，亦追問由敲定選址到啟用耗時7年的原因。

內頁有區議會會議新聞，以及社區人物專訪。為抗衡馬鞍山為「美食沙漠」的論述，社區報特設一飲食專欄，向街坊介紹區內非屬大集團之食店。

元朗社區報：《元居民》

關注元朗市中心（雞地至朗屏一帶）事務，特別是元朗區議會對規劃之立場，亦會觸及天水圍及洪水橋發展。

創刊號頭版報導區議會有意搬遷元朗臨時批發魚市場，追訪背後大型屋苑YOHO與魚市場多年的衝突，以及現時情況膠著、魚市場想搬又不能搬的原因，從而說到魚市場與本地名產「元朗烏頭」的存亡關係，揭示本港養魚業缺乏支援政策的困境。報導又跟進區議員提到搬走魚市場，以釋放土地增建社區設施的說法，發現魚市場周邊早有大片閒置官地，擬建之體育館自市政局年代策劃至今，卻仍未動工。

內頁承接頭版，採訪在元朗大生圍魚塘舉辦的藝術節，與元朗養魚戶參與生態保育的故事。另有社區人物專訪，並設小專欄予區內組織如「元朗讀書會」、「不是垃圾站」及「保健站」。

我們主要擔任支援及「執漏」角色，並鼓勵他們自行籌組派發小隊、籌辦宣傳活動，以促進社區討論，讓社區報在區內發揮最大影響力。

二、社區反應及檢討

《馬聞》及《元居民》團隊成員親身於區內派發，並成功於區內設置多個取閱點，包括區議員辦事處、各式店舖及屋苑大堂等，反應不俗；尤其是元朗區，於派發第3天便已用盡存貨。

雖然網上推廣力度不足，兩區頭版報導仍在社區內引起廣泛討論。其中《馬聞》耀安邨ICCMW報導中牽涉的團體，如社會福利署及承辦機構神託會，都在社區報派發後現身就ICCMW啟用作地區溝通，包括舉辦簡介會及探訪法團。本身拒絕受訪的耀安邨法團亦於報導刊出後，首度正式通知居民落戶決定，而當區區議員亦在區議會高調就落戶決定表示關注，又突然否認「支持」落戶。《馬聞》出版後，亦迅即接獲「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主動接觸，要求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註冊，相關程序現已完成，《元居民》亦已在辦理相關手續。以上種種，均可見社區報的影響力。

創刊號不論在內容或排版上，仍有不少進步空間，社區報的風格亦有待建立。編採上，團隊仍非常依賴支援，尤其在處理「硬新聞」的技巧嚴重不足。因為人手不足，物流處理及派發亦比想像中困難，工作節奏仍在摸索階段。

從上述兩份刊物創刊號的出版，已可見社區報的威力，推動居民關注社區，成功迫令公權力回應民意。

三、其他支援

除卻以上兩區，深水埗組亦有意出版社區報，無奈因人手缺乏，原定出版目標未能達成，未來計劃仍有待商討。青衣及東涌兩組表現相對活躍，不過相比起採訪，青衣組較熱衷於籌辦社區活動及政策倡議。東涌組則因人手太少，難以應付出版工作。我們將繼續鼓勵學員撰寫社區報導，並給予編採支援。

我們亦鼓勵其他未有意出版之學員隨時與我們合作，報導社區事務。

行政及財政

計劃總開支預料為23萬，開支較預期為少的原因包括：處理招聘程序需時，待至項目統籌上任時已是5月底，比預期遲兩個月。項目統籌因個人理由，於11月轉為兼職員工，由「香港獨立媒體網」職員分擔部份工作。去年12月項目完成人手重整，增聘3名兼職員工支援本項目，維持對社區報學員的支援。

社區報發起人在過去一年共召開4次會議，監督項目進展。

新年度計劃

一、延續《馬聞》及《元居民》出版

在新一年度，我們會繼續支援《馬聞》及《元居民》出版，我們期望兩區社區報團隊在出版第4期或之前，爭取到以招收廣告、讀者訂閱或捐款等方式補貼營運開支，在一年內達致自負盈虧及完全自主的目標。兩區團隊亦有意未來在區內舉辦活動，包括開放稿題討論、閱報檢討會、就報導題目邀請嘉賓作社區論壇等，促進街坊討論及參與社區事務。

二、暑期社區新聞記者工作坊

我們計劃於2019年6月至8月期間，舉辦暑期記者工作坊。回應參加者對去年工作坊的意見，訓練班擬大大增加學員的實習機會，以不多於20人的小班形式，並以特定地區為本，集中訓練編採技巧與新聞觸覺。

三、社區報出版資助計劃

除現有兩份社區報外，我們將公開邀約關注地區事務的團體考慮出版，讓公民主導的社區報遍地開花。成功申請者將獲獨媒行政及財政支援。

去年度10.5萬餘款，將撥入今年計劃中使用，本年眾籌計劃將於4月開展，目標為30萬。

獨立媒體（香港）
香港獨立媒體網
2019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