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大學三年級,用今天的語言來說,我應該算是一個廢青,也許有點熱血,但除了喜歡去旅行,沒有人生大方向,沒有什麼行動力。
那年春天,我也會追看電視新聞,看見胡耀邦之死,隱隱然知道大事將臨;當李鵬宣布戒嚴,我呆坐電視機前,他那副嘴臉,預告大開殺戒。那些日子,除了上街遊行,我沒有做過什麼,也不知道能做什麼。
新聞系三年級生要做暑期實習,我選了香港電台電視部,想做編導,拍《獅子山下》之類的實況劇。還記得有一天,新聞系的梁偉賢教授召見我,不知為何,人文館二樓辦公室的情景,仍然鮮活。那是我六四回憶的第一幕。
他說香港電台名額已滿:「你去TVB吧!」
是一種命令的語氣,我有點猶豫。TVB新聞部?我有自知之明,一副稚氣臉孔,何德何能高攀那些當年家傳戶曉的名電視記者?但梁偉賢老師態度堅決,沒有容我選擇的餘地。於是,我「是是旦旦」,漂流到TVB。
實習期六月一日開始,第一天是簡單培訓,第二天我跟着一位記者出外採訪越南難民營騷動。
命運不由你選擇。
我第一次正式踏進TVB的採訪室目睹全套新聞製作流程,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
我看見,坦克圍城、鎮壓第一槍,全世界記者冒死拍攝的鏡頭第一時間從四方八面匯集到採訪室的小屏幕;我看見,外電機的電子字母盒來回擺動,嘰嘰咔咔急速運轉中,一行又一行緊急訊息,跨過幾千里土地,送到新聞部的神經中樞。我看見,兒時仰望的權威電視主播記者們無時無刻奔走剪接間與直播室,目睹北京慘況,有人呆若木雞,有人淚流滿臉,有人破口大罵。
我看見,人民在呼號,強權在冷笑;我看見,世界在崩潰,新聞在眼前凝固成歷史。
縱使我只在香港,那是昇平時代一個安逸少年所能見的最大不義。
六月四日傍晚,我被調配跟隨直播攝影隊到中環採訪「黑色大遊行」。
滿街黑衣人,很擠迫;攝影師說,要趕忙找高位拍攝全景及以微波傳送新聞片段。我們環顧四周,唯一高點,就只有匯豐銀行總行門前的電車站上蓋。
車站上蓋頗高,我們只備短梯,如何爬上去?不管了,我站上短梯,勉強伸長雙手,用前臂壓着車站上蓋,用盡死力「引體上升」,總算佔領制高點,看清楚四周環境。
電車站頂極目盡處,前後左右都是黑壓壓的人群,他們都穿着黑衣,四方八面湧來,哀傷而悲憤,抗議血腥鎮壓、軍隊屠城。人群洪流不息,一百萬人?那一夜,再沒有人認真去關注人數。
過了好一會,我才發現自己右手手腕淌血,車站上蓋邊緣太鋒利,割破了。
六四那一夜,凝望黑色之海,我無暇清理傷口;好些年後發現,這道疤痕猶在。
一切,就在我踏入新聞行業的首兩天。那夜,我站在黑色人潮之上,不知道世界會否改變,但我最少知道自己已經改變。自此,我離不開新聞傳媒行業。
接下來很多年,以記者身分,近距離目睹專制的殘酷嘴臉、人們打倒昨日之我的變臉神技,汰強留弱順服者生存的新時代,給我深刻啟蒙。
有錯,要認;殺了人,不能逍遙法外,我以為這是簡單道理,我以為這是良知底線。
人民不會忘記,真的嗎?時間是無情殺手,可以磨平傷口;強權可以改寫過去,可以餵你飽食,讓你娛樂至死。一代人以後,就換了記憶、換了歷史、洗掉血迹斑斑,換上新天。
當歷史不寫,人們遺忘,記憶消逝,事情等同沒有發生過。
三十年了,我們這代人要不斷重複我們所見所聞。保存記憶是一種責任,重複訴說是為了不能忘記;我們也許不能改變那些善忘的人,但不斷重複,最少要提醒自己不能改變。
陳冠中於小說《盛世》書寫一個這樣的國度:政府暗地在水源落毒,全民被深刻而莫名其妙的幸福感籠罩,所有人都快樂,所有人都遺忘,那年那天的事,只剩下長年吃哮喘藥與抗抑鬱藥的人,仍能記住。
我是吃哮喘藥長大的,而且,我的右手手腕,六月四日的疤痕,從未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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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香港記者協會,當世道荒涼,回憶有罪,記協不辱使命。三十年前,記協出版了《人民不會忘記》,由64位香港記者執筆,記下民運與鎮壓過程。三十年後,新書《我是記者 六四印記》即將出版,三十年後,逆風堅持,依然相信。這些事,我們不說,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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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記者 六四印記》新書發布會
日期:2019年6月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1:00至下午1:00
地點:九龍旺角彌敦道574-576號和富商業大廈5樓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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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星島晚報記者梁慧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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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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