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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世界新聞自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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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沒有打算要寫這個題目,是因為獨立媒體找不到,趕快補上。題目的日子和事件都來自聯合國。

記者的另一個名字,叫做無冕王,意思是沒有冠冕的帝王,可見地位雖平凡,責任卻非常重大。也叫第四權,與民主制度三權分立的立法、行政、司法鼎足而四。

臺灣黃寶芝的文章:九一記者節感念劉煜生,告訴我們九月一日記者節的來源。三十年代,江蘇省的江聲日報頗受好評,主筆劉煜生不畏權貴,鎮江政府藉副刊六篇描寫貧民及勞工的文藝創作,指該報違反出版法,查封報社,並秘密逮捕劉,劉於獄中設法發函獄外,甚至上書監察院長于右任,監察委員正欲咨請行政院,戒嚴司令部迅即以叛國宣傳罪槍斃劉先生。第二天,上海申報披露事件,全國聲討。同年的 1933、民國廿二年九月一日,國民政府頒佈保護新聞工作令,次年,杭州記者公會向全國新聞界建議該日為記者節,乃頒令為國定節日。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九一記者節不分左右,共產黨媒體也慶祝。

1949年十月一日,北京天安門成立新中國,國府以前的一切是舊中國,唯黨為大,五星紅旗絲毫不含糊!可惜,它的義勇軍進行曲卻只是暫代,代到文化大革命,更因為詞作者田漢是大毒草,此曲十年以上被廢;改革開放後,號稱撥亂反正,義勇軍起來歌依舊是代替品,一直到本世紀初的2004年,才擺脫代國歌的尷尬身份!至於記者節,比起來歌早四年,距離它的共和國成立五十多年。

遲到好過冇到!本來不錯。媒體姓黨四個字,是否判了死刑?其實也不算,因為它無論得天下之前還是之後,記者有那一篇報導能獨立於黨呢?當然,內地媒體人的確有冒風險的情況,這些人的勇氣,絕對使人佩服。

兩岸四地,大陸、臺灣、港澳的新聞自由,各有不同,您知道分別在甚麼地方嗎?


台北公民媒體高峰會:亞太地區數位專制的興起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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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非營利組織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 Online)將於2019年6月1日至2日於台北召開「亞太區公民媒體高峰會」。

6月2日的論壇「亞太地區數位專制的興起與挑戰」會於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應力館舉行,主講包括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教授、菲律賓前議員Mong Palatino、EngageMedia的Andrew Lowenthal、Matters Lab的張潔平,而評論人則包括,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亞太區執行長Cedric Alviani、加拿大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研究員 Lotus Ruan、印度O Foundation(OFDN)創始人Subhashish Panigrahi、泰國獨立媒體 Prachatai 執行長 Pong Pan、台灣透明足跡計劃研究員曾虹文和印度自由軟件法律中心 (Software Freedom Law Center) 的 Prasanth Sugathan等,進一步的講者流程等詳見高峰會官方網站

是次高峰會,是為了提供一個平台,讓來自亞太各國眾多獨立媒體與學者,討論科技發展及亞太政治變化對公民媒體所帶來的新挑戰、亞太區跨領域公民媒體對話、以及亞太區的數位人權現況等。

論壇觸及的討論將包含虛假訊息的資訊戰、監控科技帶來的問題、網絡言論審查、極端和仇恨言論的散播與網絡民粹主義、公民行動主義新方向、獨立媒體定位和開放數據運動等等。

6月2日的公開論壇現公開接受報名,亞太地區報名費為NT400(含午餐翻譯)。若大家離台北很近,又或身處台北,請不要錯失這個腦震盪的機會。

大津市車禍記者殘酷質詢 :誰殘酷 這是誰的「即時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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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ANN NEWS

日本今年發生多宗奪命車禍,4月池袋發生暴走車禍,一個月後滋賀縣發生大津市慘劇。

5月8日早上10時,大津市湖岸道路發生罕見的車輛鏟上行人事件,白色私家車橫撞13名2–3歲、在保育士帶領下散步的學童,車禍造成2死1重傷,3名全是2歲幼兒,3名育兒士受輕傷。肇事女司機承認:「沒有看清楚前面。」

今晨慘劇主角レイモンド淡海保育園(略寫「保育園」)園長在記者會上解釋事件,向家長深深致歉。在記者會上的問題圍繞保育園的責任,引起日本網民、名人反擊記者良心何在!有名人在twitter發表「事件慘不忍睹,記者的問題一樣慘不忍睹」。


source: FNN

問題究竟是多「殘酷」?

《讀賣新聞》

  • 過馬路是一般的散步路線嗎?
  • 由保育園步行1公里?(其實距離只是約200米)
  • 是否保育園沒有園庭,而需要帶幼兒走到綠地那方?
  • 對於今次的事發現場,以前也是這樣危險,你們是明白了嗎?

(媒體不明)

  • 你們知道這個散步路線是危險的嗎?

《朝日電視》

  • 以前你們認識到這是「危險」嗎?

有些記者連死者的歲數不清楚,在記招問完再問,不算他們沒有做功課的帳,問題當中兩個方向是激怒公眾 — (1)幼兒散步是危險的 (2)身處的地方(行人路)是危險的 。

記者針對保育園沒有園庭的事實,問題的前設是幼兒散步是危險的,暗示園方有責任。這個已有結論的問題惹怒了公眾和保育事業相關人士。公眾(特別是女性)怪罪發問的記者沒腦袋,自少在日本長大的人都知道,幼兒園會帶小朋友散步,保育士用繩子穿上學童確保安全,一直如此,「怪罪守法的行人,竟不怪鏟上行人路的司機?」保育代表亦忍不住怒吼,幼兒是需要散步去感受四季轉變,了解交通燈的知識,在街上走數百米是自然不過的事呀。

殘酷背後的潛台詞

問題「殘酷」的潛台詞是即時新聞的盲點:要立即找責任誰屬?哪怕是理事長願意說一句「園方有責任」,這就是個大標題。又或是「理事長:散步跑線再檢討」,也輕易成為大標題,次標題稍為找後輩在報館問保育行家問兩句便成即時的文章。在記招上問題的統一性,公眾不妨思考當中的「巧合」,傳媒不同機構的高層們隱藏的權力板塊,會否左右一個記招的問題切入點?

網民即日提出不少觀點:為何不問市政府在交通黑點不設防護設施?記者為何不問如何安撫在園內的幼兒?全市的家長是否需要心理輔導?

我的經驗是,新聞好現實,新聞與時間競賽,若然責任的鐘擺成功擺向弱者,應當責任的一方便可以完美卸責。媒體模糊問題所在,作無層次的海量新聞或偽專題,亦是打擊新聞自由的重槌。香港、台灣便是一例。

有些看法甚至評擊日本新聞界只懂向受害者「討責任」,而欠缺向上層問責的勇氣。出席記招的前線記者可能是代公司發問,亦不排除有前線記者發問方針有問題。以我的理解,日本政治記者敢於跟蹤自民黨高層,了解他們在重要議題和「誰」來往;NHK專題組研究社會深層次問題諸如「老後破產」的現況,記者對多年的冤獄案亦是狂追猛打,迫使法庭重審再重審;也有雜誌記者做大型的南京大屠殺專題,衝激右派當權政府,所以我不認為日本新聞界弱小至只懂向受害者「討責任」,這個記招看到的,是一個即時新聞一貫以來的現象。

記者會普遍存在盲點的根結,在於報館高層要求一個「方便標題」、「方便即時新聞發展下去」的資訊。老手埋首其中,漸漸忽略了最基本的常識和對社會的關懷。一切外界視為「殘酷」的問題,跟《我們與惡的距離》所描繪現象有關—傳媒人將讀者「低智化」:「看即時新聞只是7歲兒童」。可是,一個離我們頗遠的交通新聞,牽連至亞洲網絡來一個大反撲,這證明一則即時新聞的讀者不是7歲兒童。

這種「即時」,是傳媒在位的中層所需要的,他們立即要有一個結論,一個答案。但這種「即時」,不是讀者今日所需要。那種新聞的「殘酷」,是坐在辦公室的人需要一個他們接受的結論,而不是現場綜合出來的新聞發展。

參考資料:

保育園の記者会見に批判 涙する園長に質問攻め 滋賀大津市事故 - 本日の解説クラブ
容疑者「前をよく見ていなかった」 大津の園児死亡事故:朝日新聞デジタル
#保育士さんありがとう 大津の事故を受け、ネットで励ましの声 「本当に慰められる思い」と保育現場の声(ハフポスト日本版) - Yahoo!ニュース
園長先生的眼淚:大津幼童死亡車禍,激怒日本的「殘酷記者們」 |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原文刊在作者 Medium
作者 Facebook Page

立法會保安推撞記者 梁君彥稱阻保安屬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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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立法會今早兩個修訂《逃犯條例》委員會再次「撞會」,大批傳媒採訪。「主持」石禮謙出入均由大批保安護送,期間有保安出手推撞記者及阻擋攝影鏡頭,引來多名記者不滿。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回應記者提問時稱,任何人阻礙保安屬犯法,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他指雖然今日新聞價值好高,但促傳媒留意及尊重法例,「唔好為咗採訪犯咗呢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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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中午見記者,主要訊息是「吹和風」。他呼籲所有議員理性處理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大家只要心平氣和履行自己既職責」,對於雙方議員亦呼籲商談,「我覺得係好事」,「立法會唔好係呢件事膠住」,「大家傾一條出路出嚟,回復立法會暢順運作」。他亦願意居中協調。對於政府如何處理,梁君彥稱是由政府決定。至於是否「直上大會」,梁君彥稱要經內會考慮,亦要政府考慮是否如此做,立法會主席只是按照《議事規則》處理。

他又稱立法會主席中立是「一樣重要既野要保持」,表示如建制派和泛民主派未能約談,「我先至出面啦。」記者問到政府對今日立法會亂局有否責任,梁君彥稱「任何人都有責任」。

記者:周頌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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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工會關於首長級政務官常額副廣播處長職位之公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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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擬開設一個首長級政務官常額副廣播處長職位,取代現行的編外職位,負責行政及發展工作。工會認為,政府肯定港台營建新大樓的需要,本非壞事;但以此為理由,設立為政務官「度身訂做」的副處長職位,實非港台之福,原因如下:

1. 副廣播處長(發展)之行政職能,現時已有電台主任秘書分擔,並無改為常額必要。
早前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討論時,已有議員擔心,由政務官出任副處長一職,恐有干預港台事務之虞。當時廣播處長梁家榮強調該副處長只負責電台發展、資源調配等工作,但據工會了解,近年電台行政部門打破以往之克制,不時干預人事任命,以升遷為操縱港台事務的手段。事實上,與此職位平起平坐的副廣播處長(節目)懸空接近一年,現時僅以兩位助理廣播處長兼署任(double up),就是明證。管方一方面指首長級人員工務繁重,一方面在另一位副處長的署任安排上「嘆慢板」,猶如自製危機。此風不可長,若再設政務官常額副廣播處長職位,只會令行政凌駕電台運作需要的情況惡化。

2. 副廣播處長(發展)是否常額職位,不應影響新大樓發展進度。
新大樓發展,一度如火如荼,過去以編外職位方式跟進的政務官,態度積極,計劃尚且未得財委會支持。相對之下,有關計劃自現任副處長葉李杏怡女士上場後,愈趨神秘;雖拋出與其他政府部門合組「聯用大樓」的方向,但過去幾年來,對與哪些部門洽談、進度如何,一直諱莫如深,港台工會及立法會議員多次追問,仍不得要領。此際將職位轉為常額,不見得對新大樓發展有幫助,更似助長缺乏透明度的作風,令人不敢苟同。

3. 港台現時需要的,是增加前線員工,並非政務官常額副廣播處長職位。
自今年四月一日始,港台電視擴充至廿四小時服務,增聘公務員及合約員工理應是當務之急,可惜增加人手的進度一直追不上發展速度。看數字便一清二楚:2012/13 及 2013/14 年度,港台電視節目一年製作時數分別為 635 及 764 小時;然而到 2014/15 年度,即港台電視 31 及 32 台啟播後,一年製作時數飆升至 1349 小時(較上年度大增 77%)。按2018/19 年度修訂預算,一年製作時數將達1569.7小時,意味著八年內大升接近2.5倍!那人手方面呢?電視部2012年有307名員工,到2019年才不過397人,增幅30%也不到。要在短時間內增加服務,「十個茶煲九個蓋」,員工往往需要承擔額外職責,多行一步。可是,胼手胝足僅換來處長一句「任何一個傳媒都係應該睇餸食飯(語出4月10日財委會特別會議)」,無視前線需要、置港台長遠發展於不顧,令人情何以堪!

諷刺的是,當涉及開設首長級政務官常額副廣播處長職位,管方說辭則變成「至於港台其他首長級人員,即 2 名助理廣播處長(首長級薪級第 2 點)、3 名總監(廣播事務)(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及 1 名首席行政主任(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均全力忙於處理本身的職務,因此無法承擔額外的職責」,儼如不證自明的道理,理據薄弱。更何況,電台發展、資源調配等工作本來就是副廣播處長(發展)職責所在,豈有失職還可轉常額之理?

前線人手不足,單靠員工「拍膊頭頂硬上」,放任系統超載,長遠會影響節目質素,絕非市民所樂見。希望管方對症下藥,積極爭取應有製作資源,而不是捨近取遠,只為政務官錦上添花,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
2019-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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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協對立法會保安阻礙採訪感遺憾 要求立法會主席澄清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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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者協會對立法會保安阻礙採訪感遺憾 要求立法會主席澄清立場

今日早上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召開會議,多名攝影記者被立法會保安阻擋鏡頭和拉扯,本會對立法會保安的行為非常遺憾。本會亦關注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回應時表示,任何人阻撓保安履行工作都會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並提醒記者不要因採訪而觸犯罪行,要求梁君彥澄清有關講法。

多名攝影記者反映,早上在立法會大樓二樓,立法會保安護送議員離開時,除了推撞在場記者,更舉手阻擋鏡頭。有記者反映,上星期六法案委員會會議期間亦有類似情況,本會對立法會保安阻礙採訪的行為深感遺憾。

本會亦留意到,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見記者時被問到記者和保安的衝突,梁君彥回應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阻撓保安履行工作會觸犯條例,希望新聞界留意條例是保護立法會有秩序召開會議,籲記者尊重法例,不要因為採訪而觸犯罪行。

本會認為,梁君彥未有正視立法會保安人員阻礙採訪的行為,反而稱新聞界若「阻撓保安履行工作」可能會觸犯法例,但未提供任何說明,本會認為相關言論並不恰當。

本會將去信立法會,要求澄清梁君彥的言論,包括要求立法會說明,在近日立法會衝突期間,是否認為有在場記者阻撓保安履行工作;立法會亦有必要交代,若認為記者阻撓保安履行工作甚至觸犯法例,是否會有跟進以至執法行動。本會必須指出,記者阻撓立法會保安工作是極嚴重的指控,誠如梁君彥主席所言,指控涉及刑事罪行,本會認為立法會一方須提供佐證及具體說明,否則隨意發出類似警告,指正常執行職務的記者可能觸犯法例,無異於製造寒蟬效應。

香港記者協會
201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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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工會譴責立法會保安粗暴阻撓採訪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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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今晨(5月14日)開會,多名立法會保安人員在陪同石禮謙議員離開會議室時,先後粗暴出手推撞在場採訪記者,又多次阻擋記者的鏡頭,期間導致一名《蘋果日報》攝影記者受傷;壹傳媒工會對立法會保安人員的粗暴行為予以強烈譴責,要求立即停止一切阻撓採訪的行為。

據現場記者所述,保安人員今日的動作明顯比平日粗暴,在石禮謙在步出會議室時,已有保安人員用身體阻止記者前進,做法不尋常;之後有保安更主動出手推撞記者、拉開記者的相機、甚至伸手遮擋鏡頭,期間《蘋果日報》一名攝影記者的手臂遭保安抓傷。

壹工會認為,記者拍攝立法會議員出入會議廳實屬正常採訪,絕不應被視為騷擾或妨礙,亦與保安工作沒有衝突。相反,立法會保安推撞記者、遮擋鏡頭的做法不但無助執行職務,反而會在現場造成混亂,而且嚴重妨礙記者採訪,損害新聞自由。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今日回應事件時,指任何人阻撓保安人員履行職務都會觸犯法例,並指記者不應為採訪而犯法。壹工會對梁君彥的言論表示遺憾,要求梁君彥澄清指控記者「阻撓保安人員履行職務」的理據,否則不應動輒以刑事罪行威嚇在立法會採訪的記者;工會並要求梁君彥交代保安人員就阻撓採訪、以及傷害記者而須負上的責任。

立法會過往一直尊重、並配合記者採訪工作。壹工會嚴正要求立法會秘書處檢討事件,停止一切阻撓採訪的行為,並盡力保障記者的人身安全和正常採訪權利。

壹傳媒工會
201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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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人,為馬鞍山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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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人/為/馬鞍山發聲」,是《馬聞》報頭的標語。一群馬鞍山街坊,身體力行跑遍社區,報導馬鞍山區內的大小事,希望藉此鼓勵更多街坊一同關心屬於自己的社區、參與社區事務,是創辦這份社區報的理念和初衷。

就算不談政治,社區上也總有政治事宜,例如區議會。觀乎沙田區議會整體形勢,建制派比民主派仍然多一個議席,掌握話事權;但在馬鞍山,情況卻截然不同,11個區議會議席中,民主派佔多達8席。民主派在馬鞍山佔有一定優勢,今年底即將舉行的區議會換屆選舉,馬鞍山勢成兵家必爭之地。

當然,民主不單關乎選舉,更關乎如何把民主理念紮根社區,而掌握足夠資訊尤其關鍵。我們相信,在地的社區報,正能填補這片空白,確保街坊知道跟自己有關、影響生活的事情,讓改變由社區出發。

《馬聞》的誕生,緣於幾位馬鞍山街坊,在去年暑假參加獨立媒體(香港)舉辦的社區報計劃,他們參加為期三個多月的工作坊後,回到社區從零出發,落手落腳做採訪、寫報導,還有排版、發行。印刷好的《馬聞》,都是街坊一手一腳、流著汗水搬回家,再落區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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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聞》創刊號於今年2月面世,頭版報導耀安邨即將開設一所精神健康中心。故事的起點,是一位本身是耀安邨街坊的《馬聞》成員,發現邨內有此計劃,但絕大部份街坊卻不知悉,於是決定以記者身份探問究竟,終發現原來社會福利署早於7年前已有此計劃,當時更獲法團及當區區議員支持。

報導出街引起頗大迴響,街坊反應兩極,有人歡迎社福設施入邨,也有人表達抗拒。原本低調行事的社署及承辦機構神託會,不得不補辦諮詢會向街坊介紹計劃。

《馬聞》理解與「精神病」三個字有關的設施,的確容易引來居民反感,但同時認為,迴避不是正確做法,應藉此機會,促進社區討論,也令社區向共融互助邁步。

*

第二期在4月出版,頭版探討馬鞍山人口達20萬,但區內沒有一個公營街市

很多人都問,在網絡時代,為甚麼還要印刷實體報紙?或許讀者對這則頭條報導的反應,提供了一個答案。

每期的報導,《馬聞》都會放在Facebook專頁及群組,希望在網上帶起討論。這則關於街市的報導,相比同期其他報導,例如馬鞍山戲院去留、「馬鞍山之友」版主專訪,在網上反應一般;但當成員落區派報,接過報章的街坊,則對街市議題反應最大。由此可見,網上網下的讀者群,原來很不一樣——唯有堅持印刷、落區直接與街坊溝通,才能走出同溫層,接觸最多的社區群眾。

*

每期的《馬聞》雖然只有四頁,但除了關心大議題,也軟硬兼備,特別想說說社區的人情故事。《馬聞》訪問過亞公角漁民新村,從村民之口,為街坊介紹這個在馬鞍山一隅的小村歷史。

說起馬鞍山,大眾最強的印象大抵是「美食沙漠」,所以《馬聞》特設「沙漠綠洲」欄目,每期介紹一間餐飲小店,誓要打破沙漠標籤!首兩期分別訪問了甜品店「梨巴王子」及泰國菜「Aroy Dee」,推介美食之餘,亦訴說社區故事。老闆與顧客同時也是街坊鄰里,大家嚐一口的,不單是美味,更是濃濃的人情味。

即將出版的第三期,則會有已結業的馬鞍山戲院負責人鮑文範的訪問。這位在電影業打滾數十年的老行尊,娓娓道來這24年來,他在馬鞍山經營戲院所經歷的人和事。

*

《馬聞》開始出版後,不斷有新朋友主動加入,讓成員知道,社區報這條路並不孤單。有心的報導,就引來有心的同路人。

《馬聞》成員全屬義務,現時約6至8周出版一期,每期印刷5,000份,涉及成本約6,000元,支出現由獨立媒體(香港)的「社區報眾籌計劃」支持。

不過,要走得更遠,更需要大家的支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社區報能否走下去,需要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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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聞》成員早前在區內舉辦「讀報會」,與街坊交流。(《馬聞》Facebook圖片)


元朗人,值得有元朗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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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人口普查,元朗區有595,018人口。

元朗近六十萬人,有共同的生活經驗:迫西鐵、迫巴士、大馬路長期人迫人,天水圍無野買,鄉郊既元朗居民,就多一重環境問題,像是長期處身一個大地盤。

這六十萬人,不值得有一份報紙嗎?

居民需要的社區資訊,不應只是區議員及社區主任的工作匯報。主流媒體能報導的社區新聞,則多是從全港角度出發,獲較多篇幅的,可能都是「打燒搶殺」。

獨立媒體(香港)支持與地區團體元居民合作,即將出版第三期的《元居民》。回顧首兩期,最受關注的是元朗魚市場本地魚的報導,這是曾食元朗魚,或是每日乘巴士、西鐵經過魚市場的元朗人,才會有更大的共鳴。從魚市場報導及訪問當區區議員、居民,讀者亦了解到該地的未有規劃,以及所謂的居民 vs 魚市場的矛盾並沒有想像中大。

元朗市雖然近年被內地旅客迫爆,但仍存有不少或被忽略的小店。居民或許每日都會經過喜利徑的「小印尼」,但對這裡的生態又了解多少?

《元居民》以元朗為本位,即便是報導全港均關注的議題,亦是以元朗角度出發。爭議多年的「橫洲黑幕」,終於來到拆村收地的一日,原來不公義就發生在大家身邊。洪水橋擬建的大型垃圾站暨回收中心,居民從媒體中或許只是看見即將興建的消息,但區議會同區議員的立場呢?他們的發言質素如何?《元居民》採訪區議會會議,正是補上這一片白——這應該是元朗人最應該知道的「新聞」。

面對社區變遷,居民或許感到無力,但其實眾多改建或重建,均需經過城規會審議,元朗戲院改建商廈便是其中之一。《元居民》報導元朗戲院改建,告訴居民原來大家是可以提出意見,戲院背後亦有眾多故事,並非申請改建的文件般——冷冰冰。

《元居民》團隊全由義工組成,派報亦是放工空餘時間進行,一期5000份,單是印刷成本便是6000多元。如果大家希望繼續有元朗人的報紙,請大家支持眾籌計劃。《元居民》計劃每年出版八期,一年下來便是近50,000元,一人五百,有100人支持,便可應付到印刷開支。

如欲加入團隊或幫忙派報,也可直接PM「元居民」專頁

Sorry, 呢條數唔係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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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中有朋友問,我在大學教 infographics 其實係教乜。其實真係教畫圖或計數的時間唔多,coding你可以自己學,software日新月異我教你都冇用;最主要,係學點諗嘢。例如如果你上過我堂,你唔會出一幅上面咁樣樣嘅圖囉。

呢幅圖來自是日某主流網媒的一篇新聞,我一見到就覺得好奇怪⋯⋯乜溫度有得計倍數咩?Click入去睇,內文其實冇計過一條咁嘅數,相信係出圖的朋友見到內文話「5月11日的氣溫為攝氏29度,往年平均氣溫約為攝氏12度」,於是就得出了「較往年高一倍」這句說話。

如果上緊堂,你咁寫,我會肥你。因為溫度,除了degree kelvin,係冇「高一倍」呢個概念的。

統計學上有測量尺度(scale of measure)這件事,通常分 nominal, ordinal, interval 和 ratio 。後面的道理,就係唔好以為係數目字就可以計數。例如危險品倉庫,有第一類危險品,第五類危險品,第十類危險品⋯⋯咁第十類危險品係咪危險過第一類十倍呢?唔係,因為呢個數目字只係分類用,同蘋果橙冇分別,是為nominal data。又例如,米芝連有一粒星、兩粒星同三粒星,我地知道三粒星好食過兩粒星,兩粒星好食過一粒星,但係三粒星同兩粒星的距離,同兩粒星同一粒星的距離,係咪一樣呢?我地唔知道,因為呢個係 ordinal data 。

而氣溫,係interval data。我地知道攝氏20度同攝氏10度的距離,係同10度同0度的距離一樣;但氣溫唔係ratio data,攝氏20度唔係攝氏10度的兩倍。

重複:攝氏20度唔係攝氏10度的兩倍。

幾時先係ratio data呢?好似長度咁,20cm就係10cm的兩倍了。有乜分別?因為長度係有meaningful (unique and non-arbitrary) zero, 零就係零,攝氏唔係咁work(除非degree kelvin, 就有絕對零度這個概念,個零真係零來的)。

如果明白scale of measure 這件事,就不會出現在討論溫度的時候話「較往年高一倍」這句話了。

認識scale of measure好重要,因為做數據其實不外乎加減乘除,難就難在有時你唔知幾時可以加減,幾時可以乘除。

舉個例,如果你要做統計,搵central tendency。處理nominal data,你只可以計mode;處理ordinal data,因為有得排次序了,你可以計median,但不能計mean;到了interval data,先可以計mean。

這對實際應用也有影響的。例如你設計問卷,好多時會問「好鍾意/鍾意/一半半/唔鍾意/好唔鍾意」,問題係「好鍾意」同「鍾意」的距離,同「鍾意」同「一半半」的距離,響受訪者心目中係咪一樣呢?冇呢個假設,就會被人質疑你唔可以計mean。要繞過這個問題,你可以問「0就絕對唔鍾意,5就一半半,10就絕對鍾意,你會俾幾多分?」

這兒只是簡介對數目字的基本思考。學術上可以去到好深都得,一般人也用不著。但希望大家最起碼計得這點:唔好見到有數目字就以為可以加減乘除啊!

補一句:幅圖錯,但件事仍然重要。氣候變遷,真係好大鑊呀!

避免新聞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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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電視記者在尖沙咀海旁,現場卅幾度,採訪一個小女孩:「你點解食雪糕?」

相信記者是想導她回答:「因為天氣熱」,但這樣的採訪是不必要的。記者大可以直接報導——「天氣炎熱,細路女都食雪糕黎消暑」。

只有沒歸納能力的記者,才需要採訪。台灣的中視新聞就曾經問過一個學生「那你覺得為甚麼會賴床」,他回應「就是想睡」。民視也訪問一個戴眼鏡的女孩「你有近視嗎?」女孩直接說有。

這些無謂的提問,不單止使受訪者覺得尷尬,更是顯出採訪內容本身缺乏價值(即是,天氣熱有甚麼好報導?)。

為甚麼劣質的電視台記者總愛報導無關痛癢的東西?這可能與政治低氣壓有關。當面對一些敏感的話題,記者避免觸及中央神經和西環痛處,不如就減少報導篇幅,因為少報少錯,不報不錯。但是,電視的新聞台總不能一直播廣告,沒有報導。於是,就挑些雞毛蒜皮的事來說,例如是關心一下小學生賴床、戴眼鏡的人近視情況及熱天時市民為甚麼食雪糕。

這也是新聞台明哲保身的妙計,始終,不報政治新聞,不用敏感字眼,就不怕被斥是fake news。

Huawei OS能取代Android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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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在Google母公司Alphabet決定終止與華為的商業合作後,旋即宣佈Huawei OS秋季推出,取代Android作為華為新一代電話的OS。

Huawei OS其實都係Android

其實Android有Open Source版,任何人都可以免費用Android平台,過住華為一直用Google授權的 Android,就即係出錢係一個免費OS的基礎上增加新的程式控制其華為的硬件,如圖像處理、CPU的運行分配、通訊及上網設備。現時開發Huawei OS,其實都係Android Open Source版上重新編寫程式,理論上Huawei OS在下一代手機對現時產品的相容性其實不在差。情況只係講開廣東話要轉普通話,並唔係要學一種新語言溝通,所以短期內對華為新手機的影響其實唔大。甚至因為同為Android base,軟件可以某程度上可以同Android的Apps。

時間長咗,問題先會浮現

不過科技的事日新月異,跟上潮流趨勢先係科技界生存之道。用返iOS同Android做例子就會發覺在硬件上iOS一直追落後,iPhone仲未有5G(下一代都唔會有),iPhone的Processor比Android機可能低兩個grade。不iOS係Tailor Made自家製作,所以效能上一啲都唔俾Android手機差。

不過華為手機並非自家製作,每款華為手機的的零件都略有不同,只是一部集各國零件的砌機。欠缺Google編程OS的經驗,華為手機的效能必定會大為降低。

而且Open Source版本更新遠比授權版慢,連系統漏動修正、新功能等都需要等候一段時間,無法同Google授權的Android媲美,安全更新是一大問題,Google一向會同手機廠緊密合作,第一時間共享安全性更新。但如果沒有合作關係,Huawei OS想得到安全性更新就需要過一段較長時間才能應用到全新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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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協:對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日前舉行「外媒吹風會」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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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日前就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為外國駐港媒體舉行吹風會,會上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修例,副特派員宋如安在吹風會上更明言,期望外國駐港媒體公正平衡客觀報道,為增進外界對香港了解和認知貢獻正能量。

傳媒作為社會的第四權,有監察政府、報道社會真相、揭露社會不公的天職。駐港特派員公署作為外交部的代表,要求外媒為了增進外界對香港的了解和認知而貢獻正能量,令人感到公署正在向傳媒施壓,本會對此表示遺憾。

事實上,公署早前亦明確指出,《逃犯條例》修訂是本港事務,港府已向立法會提交《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 (修訂)條例草案》,審議工作正在進行中,向社會各界解釋草案是特區政府官員的職責,負責處理外交事務的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就本港事務向外媒進行簡介會,亦會造成混亂,本會認為此舉並不洽當。

香港記者協會
2019年5月24日

那天,我只是一個實習小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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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大學三年級,用今天的語言來說,我應該算是一個廢青,也許有點熱血,但除了喜歡去旅行,沒有人生大方向,沒有什麼行動力。

那年春天,我也會追看電視新聞,看見胡耀邦之死,隱隱然知道大事將臨;當李鵬宣布戒嚴,我呆坐電視機前,他那副嘴臉,預告大開殺戒。那些日子,除了上街遊行,我沒有做過什麼,也不知道能做什麼。

新聞系三年級生要做暑期實習,我選了香港電台電視部,想做編導,拍《獅子山下》之類的實況劇。還記得有一天,新聞系的梁偉賢教授召見我,不知為何,人文館二樓辦公室的情景,仍然鮮活。那是我六四回憶的第一幕。

他說香港電台名額已滿:「你去TVB吧!」

是一種命令的語氣,我有點猶豫。TVB新聞部?我有自知之明,一副稚氣臉孔,何德何能高攀那些當年家傳戶曉的名電視記者?但梁偉賢老師態度堅決,沒有容我選擇的餘地。於是,我「是是旦旦」,漂流到TVB。

實習期六月一日開始,第一天是簡單培訓,第二天我跟着一位記者出外採訪越南難民營騷動。

命運不由你選擇。

我第一次正式踏進TVB的採訪室目睹全套新聞製作流程,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

我看見,坦克圍城、鎮壓第一槍,全世界記者冒死拍攝的鏡頭第一時間從四方八面匯集到採訪室的小屏幕;我看見,外電機的電子字母盒來回擺動,嘰嘰咔咔急速運轉中,一行又一行緊急訊息,跨過幾千里土地,送到新聞部的神經中樞。我看見,兒時仰望的權威電視主播記者們無時無刻奔走剪接間與直播室,目睹北京慘況,有人呆若木雞,有人淚流滿臉,有人破口大罵。

我看見,人民在呼號,強權在冷笑;我看見,世界在崩潰,新聞在眼前凝固成歷史。

縱使我只在香港,那是昇平時代一個安逸少年所能見的最大不義。

六月四日傍晚,我被調配跟隨直播攝影隊到中環採訪「黑色大遊行」。

滿街黑衣人,很擠迫;攝影師說,要趕忙找高位拍攝全景及以微波傳送新聞片段。我們環顧四周,唯一高點,就只有匯豐銀行總行門前的電車站上蓋。

車站上蓋頗高,我們只備短梯,如何爬上去?不管了,我站上短梯,勉強伸長雙手,用前臂壓着車站上蓋,用盡死力「引體上升」,總算佔領制高點,看清楚四周環境。

電車站頂極目盡處,前後左右都是黑壓壓的人群,他們都穿着黑衣,四方八面湧來,哀傷而悲憤,抗議血腥鎮壓、軍隊屠城。人群洪流不息,一百萬人?那一夜,再沒有人認真去關注人數。

過了好一會,我才發現自己右手手腕淌血,車站上蓋邊緣太鋒利,割破了。

六四那一夜,凝望黑色之海,我無暇清理傷口;好些年後發現,這道疤痕猶在。

一切,就在我踏入新聞行業的首兩天。那夜,我站在黑色人潮之上,不知道世界會否改變,但我最少知道自己已經改變。自此,我離不開新聞傳媒行業。

接下來很多年,以記者身分,近距離目睹專制的殘酷嘴臉、人們打倒昨日之我的變臉神技,汰強留弱順服者生存的新時代,給我深刻啟蒙。

有錯,要認;殺了人,不能逍遙法外,我以為這是簡單道理,我以為這是良知底線。

人民不會忘記,真的嗎?時間是無情殺手,可以磨平傷口;強權可以改寫過去,可以餵你飽食,讓你娛樂至死。一代人以後,就換了記憶、換了歷史、洗掉血迹斑斑,換上新天。

當歷史不寫,人們遺忘,記憶消逝,事情等同沒有發生過。

三十年了,我們這代人要不斷重複我們所見所聞。保存記憶是一種責任,重複訴說是為了不能忘記;我們也許不能改變那些善忘的人,但不斷重複,最少要提醒自己不能改變。

陳冠中於小說《盛世》書寫一個這樣的國度:政府暗地在水源落毒,全民被深刻而莫名其妙的幸福感籠罩,所有人都快樂,所有人都遺忘,那年那天的事,只剩下長年吃哮喘藥與抗抑鬱藥的人,仍能記住。

我是吃哮喘藥長大的,而且,我的右手手腕,六月四日的疤痕,從未消退。

*** *** ***

感謝香港記者協會,當世道荒涼,回憶有罪,記協不辱使命。三十年前,記協出版了《人民不會忘記》,由64位香港記者執筆,記下民運與鎮壓過程。三十年後,新書《我是記者 六四印記》即將出版,三十年後,逆風堅持,依然相信。這些事,我們不說,誰說。

見Facebook 專頁「我是記者 我的六四故事」

《我是記者 六四印記》新書發布會

日期:2019年6月3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11:00至下午1:00
地點:九龍旺角彌敦道574-576號和富商業大廈5樓全層

分享嘉賓:

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先生
時任亞洲電視記者陳潤芝女士
時任星島晚報記者梁慧珉女士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先生
語言︰廣東話
名額:40人(記協會員、新聞工作者及新聞系學生優先)
費用:全免

如有查詢,請致電 2591 0692 聯絡記協。

本文收錄於《我是記者 六四印記》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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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殺不了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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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想寫無咗Google 後仲有乜野可以係application 層面用,不過華為被禁的事推演得太快,由晶片到螢幕、Wifi、SD card,機乎所有電子配件都有斷供或剔除名單。所以今次會嘗試講每種斷供或剔除名單對華為的影響。

晶片其實都有替代品

(其實即係大陸講的芯片,不過我真係唔習慣講匪語。)

全球三大晶片製造商英特爾(Intel)、高通(Qualcomm)和博通(Broadcom)已經宣佈停止供貨華為。不過華為其實真係有自家製的晶片。

美國電子產品網頁iFixit拆開一部華為P30 Pro新手機。6塊晶片中,一半是華為自家出品,包括由華為旗下海思半導體出品的音頻晶片和射頻收發器晶片。手機的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來自韓國SK Hynix。記憶體下方是華為海思的麒麟980處理器。

餘下3塊晶片是美國廠家出品,包括:美國Skyworks的前端模塊晶片,負責收發手機網絡信息;美國Qorvo出產的前端模塊晶片,負責處理信號頻道;以及由美國Micron提供的快閃記憶體晶片。

就咁睇的確同三大晶片商無乜關係,不過晶片商除左生產晶片,仲掌管晶片技術的智識產權,所以就算自家生產,只要晶片技術中有25%來自美國公司,仍算「美國出品」(我都唔知點解係25%,總知條例就係咁),要跟隨美國商務部指令。日前聲稱會繼續供應晶片俾華為的台積電就搵精算師計過,確認出口俾海思的產品,源自美國的技術低於25%,而且離25%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華為係晶片上真係唔需要太擔心,只要仍然有晶片代工肯出貨俾佢,依然可以有手機賣,加上任正非講明儲咗好多貨,頂一兩年應該無乜問題。

Leica鏡頭、Samsung螢幕

坦白講,筆者覺得華為手機係靠Leica鏡頭同Samsung螢幕黎撐起整部手機質素。兩間都唔係美國公司,而且採購項目真係唔怕變,最多影/睇得無咁靚,遠遠影響唔到華為供貨。

Wifi Alliance 除名?

Wi-Fi 聯盟的聲明指出,Wi-Fi 聯盟將完全遵守美國商務部的指令,目前Wi-Fi 聯盟已暫時把華為從會員名單中除名,禁止華為參與組織的活動,但目前不會撤銷華為的會員資格。

其實就算唔係會員,都依然可以出wifi產品,情況同Google唔再support Android 差唔多,一時三刻影響不大,不過若果有技術更新,華為產品咪自然難以跟上,落後全球囉。

SD Association被除名

若果華為不再是SD Association 成員,華為係唔能夠生產任何有關SD card的產品(係大陸華為有法例保護,隨時反告SD Association 都得)。電話無得插卡事少(iPhone一直都無咪又係咁好賣),其他電子產品事大,如wifi蛋、電腦配件等影響較大。

Google 不再支援又如何?

係大陸其實google一向被禁,大把applications 能取代google,而且質素一尐都唔俾google差(如果你唔怕被偷料)。

不過國外Google真係主流。google play買apps,google map、google drive、gmail基本上係每個人用電話電腦的基本,加上前文提及Android ,一部電話/電腦無一個同世界互通的系統,做獨家村仲有乜人會用?(Apple現在都唔能夠完全排他,何況華為?!)

就算華為全部自家製,都係全輸。
其實硬件禁令事少,軟件排拒事大。就算華為克服所以硬件問題,輸出不輸現在的電話,但所有內部制式都需要改變。人們買電話電腦,用5G係為咗連接世界,與其他人溝通。就算華為內銷如何成功,海外用家點解需要跟隨華為換制式呢?所以只要禁令持續,華為注定要失去全部的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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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三十】亞視六君子李玉蓮:六四是香港人要記住的感情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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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今年是六四三十週年,職工盟昨晚舉行研討會討論「守護六四的記憶」。1994年六四的五週年前夕,亞洲電視管理層臨時抽起一套六四的節目,6名新聞部高層辭職抗議,他們被稱為「亞視六君子」。在研討會上,六君子之一的李玉蓮分享25年前「抗爭」的來龍去脈,強調「六四是香港人要記住的感情和責任。」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六四故事。」1989年的那個夏天,李玉蓮是亞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的助理總監。學生運動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得如火如荼,卻未能前往北京採訪,她視之為遺憾。李玉蓮當時被抽調到新成立的公共事務部,她形容是天昏地暗,因為北京的情況混亂,部門每晚都要製作特備節目,「我連百萬人上街都無參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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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蓮展示自己當年的辭職信

「六君子」曾向反對和向高層作出抗議,最後選擇以辭職離開亞視。李玉蓮認為,自己只是做必然要做的事情,絕對沒有任何光環。但她指出,香港今天的處境和25年前相比,簡直是差天共地。李玉蓮提到,當時的香港是「神經衰弱」,抽起節目片段的事件曝光後,幾乎整個香港都站在記者一方,「那是可以東家唔打打西家的年代」。

李玉蓮負責的節目《時事追撃》逢星期六播放,1994年的6月4日剛好是星期六。李玉蓮發現西班牙電視台的片段《歷史的空白》,紀錄了屠城當晚凌晨時在廣場留到最後的學生,遇上軍隊後的情況,「四點半到七點嗰時,香港電視台的攝影隊已經撤退,段片係香港從未播過。」她便決定要製作成一小時特輯,但上司回覆表示沒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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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蓮透露,上司其後離職,原因亦和該片段有關,因為時任亞視的副行政總裁張正甫欲查看該片段。在上司離職後,李玉蓮便要「直接面對」張正甫,對方表示片段不適合在亞視播放。她遂在5月27日撰寫辭職信,同事更在28日製作了下集預告,編導更曾發現該片段不見了。

在星期一的早上,亞視的大門外滿佈記者,原來是李玉蓮曾致電記者朋友講述事件。亞視在星期二「跪低」,辯稱沒有禁播的意圖,「只係建議你(新聞部)咁做」。最後,在1994年的6月4日晚上,節目如期播出。

三十年後的今天,李玉蓮強調,只要不斷講便能守護記憶及重組歷史,她認為香港人有責任和空間保存及重組六四的資料。

記者:麥馬高、周頌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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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協:「未能免於恐懼 何來新聞自由? 新聞界聯署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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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達我們堅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立場,記協決定發起業界簽名運動,在本地報章刊登聯署廣告,要求當局撤回草案。誠邀在職及前新聞工作者參與簽名行動,有意者請於6月4日中午12時前到聯署

聯署須知:

1. 聯署表格所提供的一切資料(包括:姓名、聯絡方法),只作「新聞界聯署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聲明」廣告刊登之用。是次聯署行動只會公開聯署人姓名,不會公開其任職機構名稱及其他個人資料。所有聯署人提供的資料(除聯署姓名外)將絕對保密,並於簽名行動後妥善銷毀。

2. 香港記者協會的具名聯署將連同本聲明內容在6月上旬刊登報章廣告,聯署的截止日期為 6月4日(星期二)中午12時(逾時的聯署未必能夠保證趕及於報章刊登)。

3. 記協會視乎聯署人數決定刊登半版或全版廣告,不足之款額將由記協承擔。倘有餘款,記協將悉數撥捐慈善團體。

4. 是次刊登廣告的費用將由聯署人攤分,每位聯署者必須繳付廣告費用 HK$100(不設上限)。

5. 付款方法: 
i. 直接存入記協銀行戶口/轉數快:匯豐銀行002-4-228-298,戶口名稱:香港記者協會/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請電郵入數紙至 info@hkja.org.hk/Whatsapp至6654 6409以作確認。入數紙請注明:「反對《逃犯條例》修訂」
ii. 郵寄劃線支票:支票請寄到灣仔駱克道348-350號恆發商業大廈15樓A室香港記者協會收,支票抬頭:「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信封面請注明:「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支票必須於6月4日(星期二)中午12時或之前寄抵記協。

iii. Payme使用者亦可將款項於6月4日(星期二)中午12時或之前交付6012 5454代收。

6. 確定刊登日期及詳情後,記協將再作公布。

記協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言論極度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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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社會爭議不斷,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日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解說時,指曾和不同界別人士溝通,發現包括新聞界人士在內,部份人士不了解草案運作,亦沒有看過草案內容,本會對有關言論極度遺憾。

作為前線採訪人員,新聞工作者職務上必須閱讀政府提供的文件,並了解不同意見人士的看法。其分析和報導之質素自有公論。傳媒工作者對修訂案有擔憂,並不是源於不了解,而是因為太了解內地的司法和政治制度,還有中港兩地的不對稱關係。

記協必須指出的是,本會早前聯同十多個傳媒機構及其記者工會,曾先後兩次去信約見李家超商討修例內容不果;及後有關團體再去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要求會面,亦未有回音。李家超一方面拒絕會面以釐清問題,一方面又指新聞界對草案不了解,實在令人遺憾。

本會亦要指出,記協會員有近500名全職記者,而聯署要求會面的包括攝影記者協會,《明報》、《壹傳媒》、《港台》工會,以及多間網上媒體,唯局長以公務繁忙為由拒見。如今李家超稱曾向新聞界解說,發現新聞界對草案不了解,經局方解說後已安心。只會令人懷疑,局長是否只選擇性與政府視為有建設性的新聞界會面,對草案抱持質疑的新聞界則置若罔聞。

香港記者協會
2019年5月31日

為旅美簽證交出社交帳號值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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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6月1日實施新簽證規定,要求差不多所有申請美國簽證者,提交過去5年使用的社交媒體帳戶名稱、電郵地址及電話號碼等資料,以加強對外國人的入境審查。當局已更新了移民及非移民的簽證申請表格,美國簽證申請人須於DS160申請表上,填寫過去5年使用的社交媒體帳戶名稱、電郵地址及電話號碼,並要附上有關網站連結。

得帳號得私穩?

如果只係單純知道社交平台帳號、電郵地址、電話號碼,其實可以知道的私穩並唔多。社交平台帳號只知地球post,或者你公開的個人資訊;知電郵及電話其實都好難知道你做過乜,所以只要做足帳戶保安,被盗資料其實都非常困難。

fb, google, apple都唔會輕易出賣你

首先,美國政府要求科技社交平台交出資料係需要一定程序,包括搜索令、法院傳票、法庭命令、雙邊司法互助條約(MLAT)命令、及國家安全函(National Security Letter, NSL)形式等管道索取資料。要出呢啲命令,執法者本身要提出有力的證據,經法院批准科技公司才需要交出用戶資料。所以如果閣下相信美國的司法制度,其實提交社交平台的帳號亦無礙。


2018下半年美國向facebook要求資料情況

科技公司保障私穩有得監察

其實好多科技公司都會定期公佈Transparency Report ,講述各國政府向社交平台要求用戶資料的情況。以Facebook 為例,2018下半年提出41,336次申請,涉及63,622個用戶,為全球最多。而次查詢次數仲有上升趨勢,所以美國國內一直有聲音質疑司法機構有否過份侵犯言論自由。

(不過,我見唔到任何大陸的科網公司有呢堶金的transparency report。)

Facebook Transparency Report
Google Transparency Report
Privacy - Transparency Report - Apple

香港的要求數字同政治檢控同步增加


香港政府向facebook的要求資料數字

根據facebook的transparency report,香港向facebook查詢由2013年上半年得1次急升至2016年上半年的190次,到2018年下半年到達212次新高。巧合地隨著雨傘運動及一系列政治檢控同步上升,可見香港的言論自由面對的威脅越來越大。

順帶一提,大陸對facebook要求的查詢係0次,咁算唔算代表中共好尊重言論自由呀?


大陸要查你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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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三十】60名記者出書親述採訪經歷 傳承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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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今年是八九六四30週年,在30年後的六四前夕,由60名記者共同撰寫的書籍《我是記者—六四印記》面世,當中記錄了前線記者當年北京採訪的實況;亦有年資較淺的記者對事件的感受,祈盼永遠保存真實的歷史,並寄語新一代記者要緊守崗位,傳承歷史使命。

在30年前的七月,即六四事件發生一個月後,64位曾採訪事件的香港記者聯同香港記者協會出版了《人民不會忘記》一書,記錄六四事件。無奈礙於時機不合,當年一些畫面未有被公開披露,例如人民英雄紀念碑遭解放軍射擊時所發出的火光,以及學生在廣場留守至最後一刻的情況。超過半年時間籌備的《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不但細緻地記載六四實況,更聯絡在世界各端的「當時人」現身說法,結合了前線記者們的切身經歷,希望讓讀者反思30年後,六四賦予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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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

程翔80年代駐京 見證六四事件前因

本書其中一位作者程翔,在六四期間曾任文匯報副總編輯,他由4月初至6月3日留守北京,至6月4日因要回港處理報章日常工作而未有繼續參與事件。但在1981至1988年間,他均駐守北京,他形容自己是「見證了整個80年代的發展如何導致這個『災難』(六四)的發生」。當時,他已懷疑類似「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會捲土重來,因爲「中共政權在改革開放後的本質根本沒有變,1988年底,基本上社會動亂的基礎已成」。結果,「小文革」爆發。他認為,兩件事的共通點是,領導人所造成的錯誤,缺乏一個體制去制衡,國家沒有自我糾正的機會。

前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曾表示「天安門事件沒有死過一個人」,程翔提醒市民不要被謠言左右,也不要用有限的視野評論事實的全部,強調無論任何時候都要堅持真理。他指,雖然北京的民主運動失敗,但另一端的蘇聯瓦解,人民重獲自由,因此他希望市民相信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價值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民主真理,千呼百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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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慧珉(中)

記者親眼見軍隊掃射市民 盼見聞輯書成引證

前星島晚報記者梁慧珉憶述當年親身感受流彈擦身而過,親眼目睹解放軍向市民掃射,眼前的學生更頸部中槍,岀現「好大個血洞」,但他仍緊握拳頭,睜大雙眼。梁慧珉慶幸自己當年「唔怕死」,錄下了軍隊掃射市民,子彈像煙花般爆發的聲音。她形容,每每憶起六四,幾百具市民屍體的畫面依然歷歷在目。梁慧珉對於有傳媒別有用心,企圖抹黑及扭曲歷史表示不能接受,遂期望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全部記錄於書中,成為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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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權

六四後續報導 被中共嚴密監控

前任香港無綫電視和有線電視中國組首席記者、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稱,雖然當年只是一個中一學生,但之後都有跟進六四事件。他在六四事件20週年的暑假到北京採訪時,被負責港澳事務的副署長召見,並要求停播六四燭光晚會的片段,「領導見到覺得好刺眼」。該副署長又對他稱應呼籲港人向前看,更稱「無當年的鎮壓,便無今日的經濟發展」。他又分享在05年因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逝世,到北京及河南採訪時的經歷,指在整個採訪過程不斷受到監視,又被公安捉到賓館「招待」,幾經波折才被放行。

區家麟:傳承六四歷史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對於現今年輕一代對六四事件顯得冷淡與無知,甚至鮮有年輕面孔參與六四悼念活動,前無綫新聞時事節目監製區家麟就強調:「但這不是他們的錯,他們沒有這個經歷,如何教他們『不會忘記』?所以某程度上,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將歷史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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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前亞洲電視記者陳潤芝及李玉蓮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講師林靜潔亦分享道,香港的年輕人有機會了解「六四」,但他們不做;內地的年輕不了解「六四」,因他們接觸不了這些資訊。她指,「我想像不了有一天,當所有經歷過六四的人全部死光,歷史會變成怎樣?」她認為,我們都不能確定35年、40年會否還有這樣的公開場合討論此事,我們都只是堅持自己認爲是正確的事。

前亞洲電視記者陳潤芝則勉勵記者,有能力就應該繼續報導真相。她指,可能有人認為傳媒使六四形同「做節」,「每年都搬出嚟講一次」,但六四燭光晚會與香港民主跟自己息息相關,中國沒有民主自由,香港人亦要憂心。同時,陳潤芝認為香港人不應因中共而放棄平反六四,指很多前線的記者為了中國人民而付岀及犧牲,社會大眾應該致以最高的敬意。

記者:何嘉茵、湯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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